為了自己的目的，就無限制的拆解社會既有的互動模式與政府的原理，是當今台灣主流的政治文化，展現在方方面面。最令人觸目心驚的，就是接二連三地分屍案。如果把政治領導階層的作為羅列開來，分屍案不過是另外一個為了自己的目的，所進行的無限拆解。讀者諸君覺得聯想太豐富的話，現在就可以關閉視窗，不要讀下去。
分屍，把屍體拆成一塊又一塊，不是常人想得到的。但是最近，台灣的兇手似乎特別容易想到。他們之間相互仿效當然是一個原因，兇手自以為易於藏匿罪行是另一個原因。即使如此，下手分屍這種荒誕殘酷的作為，也應該要等十幾年發生一次。現在是兩週之內，已有三起分屍案爆發，於是就不得不從社會所醞釀的世界觀開始反省，也就是從拆解作為一種習以為常應對方案開始反省。
政治社會的分歧再大，人們仍有一套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基本前提，而且總是在人們進入社會之前，就已經相當程度深入幼小心靈，使他們後來開始大量接觸社會之際，能有效表達分歧所在，並在接受某種程度規範下進行鬥爭。如此，社會就算無奇不有，還是可以運作，競爭者之間也就起碼得以共存。然而，當社會流行起一種拆解的認知遊戲以後，這些基本前提就淪為拆解的對象，一馬當先的人可以無限獲利，於是人人起而效法。
一位台大法律學系的教授透露，某次學生前來爭取分數時，提出的理由都很薄弱，後來，他們居然乾脆上升到是在爭取自己的自然法權利。也就是，為了一個微小的目的，把最根本的原理抽離範疇，使之弱化為吃喝拉撒求方便的一種尋常文字。將來要再用自然法權利作為法學基礎，放回神壇上來指導法治，當然沒有人還當他一回事。
分屍是嚴重犯罪行為，但是，當代台灣的法學風格，就流行這樣子的分屍法學，那就是為了服務自己效忠的人或目標，把法條拆解成一個字又一個字，然後訓詁出於之前完全相反的含義，以便迴避法律規範，或發動法律鬥爭。過去，這就是惡訟師給人的印象，為了達到僱主的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扭曲法條。歷史上最有名的就是名家的鼻祖之一，鄧析。他竟然同時幫兩造擬狀子。最近，台灣也有一位名律師幹了這樣的勾當。
實際上，在當代台灣，象牙塔裡的法學教授與廟堂之上的法律領導，都樂此不疲的拆解法律，然後重新解釋，當成是自己本領的展現。拆解，給予行動者無限的可能性，可以在碎片中根據自己的意思重組或拋棄，進而擺脫社會既有的規範及束縛，把原理性的為人之道，把玩於股掌之間，一旦原理成為自己的工具，就像利刃一樣，可以拆解其他的所有人，而不只是給自己開脫而已。這樣的二階段拆解風格，在我們法律界已經駕輕就熟。
就用大家尊敬的司法院長這個位置為例，因為目前這位司法院長可以說是最下限的教材。當初，他獲得提名前頗有爭議，就是他的任期超過了憲法所容許的最高期限。不過，他自己想出一個拆解憲法的方式，他乃辯稱自己歷次擔任大法官的位置，是不同的位置，因此任期不能連續計算。他這樣聰明地把自己拆解成是兩個不同的大法官，就迴避了憲法對同一法官的任期限制。
他接著進入第二階段，以拆解為利刃，對付政敵。他在否決在野立法委員所提對前瞻計畫的釋憲申請時，特別挑出參加申請的高金素梅，指她在立法院表决時，並未出席表達反對，因此沒有資格提出對立法院決議的釋憲案，所以就不受理申請。高金素梅在立法院反對前瞻計畫，盡人皆知。但是，他卻把高金素梅拆成了兩個，只承認在表決的那一霎那沒有坐在位置上的那一個，不承認提出釋憲的那一個，所以她就失去資格。
他盯緊自己的屁股，把自己坐過的位置拆成兩個，然後拋棄其中一個，這樣就做到了司法院長。他又盯緊高金素梅的屁股，把她的位置拆成兩個，然後用她那一次表決時沒有坐的位置，來當作認定她提釋憲案資格的依據。因為沒有人的屁股永遠坐在同一個位置上，把屁股坐的位置無限分解後，就可以重組出無限的解釋可能。簡單說，這就是屁股法學。司法院長深諳屁股法學之道，因此行使職權得以超越任何原理，為所欲為。
後來，他在吳庚大法官告別儀式上，宣讀對往者的褒揚，特別著墨於吳大法官捉刀的那次終止萬年國代的釋憲案，以為是莫大的功勞。褒揚者完全沒有想到他自己處心積慮，就是要超越憲法任期，與他的褒辭大相扞格。但是對他而言，毫無問題，因為他是全新的司法院長，之前兩度大法官的他被自己分屍了，已經跟現在的他無瓜葛。
若是根據所有最近出現爭議的政策，聽聽政府發言人及效忠政府的法學教授所言，雖然常常無理薄情，他們卻總是能洋洋得意，無非不是因為自己拆解了耳熟能詳的原理，參與到不受限制的權力行使過程，這就是拆解帶來的快感。整個法學教育，就是在教導學生如何透過出題老師的暗示，買對參考書，進而解答、得高分、拿到執照。就是讀法律的學生不得了的成就，什麼原理都可以用甲説乙說重新編排。
他們拆解李家同一生的履歷後拋棄其間多數，留下一個退休金6萬7千的蒼白紀錄；把台灣歷史拆解，撿拾自己屬於戰敗日本的身分，不顧及早就身為戰勝中國人民而免於審判的特權；把管中閔的論文拆解，不顧別人引述他在前以便拋棄他的原創性；更不用說把大大小小基金會或黨產拆解，堅持找到曾經擁有一塊就要證明今天全該歸我的邏輯。屁股法學的認識論，一樣就是拆解。
屁股法學家大概不會去殺人分屍，大概也不會贊成殺人的兇手再去對被害者分屍，這些兇手更沒有修過屁股法學學分。所以，就算屁股院長展示的是分屍法學、屁股法學，完全不需要對分屍案負責。重點是，他們把原理與憲法加以拆解的作為，與兇手們倣傚的拆解作為雷同，因此顯然是出自同一個社會崩壞的背景，固然他們同樣是社會病徵所在，也是傳染的觸媒，但更深層的是，他們也同為被傳染的受害人。
整個背景太大，這裡無法交代，而且超出既有學術體系，想交代也沒有能力交代。可是，治療仍然可以進行。如果不斷地切割、拆解，其實只是一種方法而已，就需要有一種思想來指導拆解，說明拆解的正當性條件，建立不正當的拆解的指標，才能從屁股法學與分屍行為所營造的某種須臾間的權力錯覺中，解放出來。解鈴猶需繫鈴人，找回拋棄的屍塊，是恢復社會秩序的第一步；同理，把切開的屁股合起來，是屁股法學家自救他救的第一步。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