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不一定是出色的演說家。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以至於歷史上的普魯士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等，皆不以其演說修辭的出色華麗聞名。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演說時甚至常會口吃。羅馬時代的著名政治家及演說家西塞羅（Cicero），在他討論分析羅馬共和國的演說藝術及歷史的著作《布魯圖斯》（Brutus）中，曾注意到雅典之外的希臘城邦的領導人中，善於修辭的政治家鳳毛麟角。中國歷史上，領導人中出色的演說家似乎也不多。 戰國的縱橫家，主要是針對掌權者進行一對一的說服，而很少需要作出公共演說。近代，蔣介石的演說中規中矩，毛澤東的演說鄉音濃重。孔子曾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第四》傳統的儒家思想中，演說的技巧似乎只是雕蟲小技。巧言令色，豈能安邦定國？
在「君子訥於言」這一點上，東西方哲學家似乎有不同的見解。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曾撰寫過《修辭學》（Rhetoric），是西方世界對演說最早的系統性分析之一。亞里士多德認為，說服民眾是政治家不可迴避的責任之一。東西方相較，尤其是在近代，西方政治人物中傑出的演說家似乎更為常見。（註1）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對撫平美國內戰後的傷痕，團結美國人民重建民主共和政體起了重要作用。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演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給予英國民眾及自由世界勇氣與希望，對最後打敗納粹陣營，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美國的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也是著名的演說家，他在柏林的演說，激勵了世界各國在冷戰核武陰影之下繼續追求自由民主。
1897年，邱吉爾在他二十三歲時撰寫過一篇（未正式發表）分析演說藝術的文章〈修辭的架構〉（The Scaffolding of Rhetoric）。（註2）文中，邱吉爾認為，演說的藝術是人類最珍貴的天賦。掌握修辭之力量（the power of rhetoric）的人物，比大國的君主擁有更穩固的權利。就算被自己的同黨拋棄、被朋友所背叛、喪失官位，但只要他／她擁有修辭的力量，就仍然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註3）
有趣的是，從歐洲萌芽的國際關係研究，在對修辭演說的態度上，似乎更偏向東方的視角。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中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s），著重於實力及利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文字，情感，渲染，從現實主義者的角度來說，對國際關係沒有重要影響。國際關係中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大師，如奈伊（Joseph Nye）在其討論軟實力（soft power）的一系列著作中，對演說修辭的分析討論也非常有限。再進一步說，經濟學家常討論所謂的空口白話（cheap talk）問題，認為「光出一張嘴」沒有可信度。國與國之間為了各自的利益，常有相互欺騙的誘因。（註4）因此，單單文字修辭在國際政治中是沒有說服力的。不管是經濟制裁還是調動軍隊，重要的是具體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