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其他事務：
部分締約方嘗試提出新的量化集體財務目標（quantified collective goal on finance），而所有締約方均確認，巴黎協定締約方大會（CMA）應在2025年前設定新財務目標有其重要性，但部分工業國家則質疑，在欠缺從2020年汲取的經驗前即展開此工作，並不恰當，亦不契合發展中的長期財務規劃進程。此外，締約方普遍認為，整個配合巴黎協定工作方案（Paris Agreement Work Programme; PAWP），就要求個別推動計畫的工作期程，應有更近一步的整合。
肆、自SB48的發展，看台灣如何達成目的
很明顯的，自上述SB48的發展來看，巴黎協定的履行架構雛形初具，而未來整個氣候公約的發展方向（欲往何去）、落實之方法（如何達到目的），將在本年年底的COP24見其端倪，對我國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或許應是回歸既有的INDC以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重行將檢視其內容的妥適性與調整之必要性，以利後續的遵約規劃。
一、我國提交INDC之適法性分析
（一）國際法角度
前提問題： 我國提出INDC時，尚非國際法上具法律拘束力之文件，故我國之宣示並僅屬元首外交權之範疇。其必要 性將呈現在後續為我國爭取實質納入新協議所衍生之權益架構墊基，更攸關未來維護國家主張公平參與全球低碳經濟體系之正當性。如今巴黎協定確定將INDC法制化（改為NDC），則我國的承諾將面臨內國法化與否的檢討。此時才有踐履單一國家遵約程序的必要。
INDC法制化後我國片面宣示之效力：元首、政府首長、外交部長於職權內對外之發言，對其所屬國發生拘束力（1933年東格陵蘭島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7條）。
INDC法制化後禁反言原則之適用：陳述本身明確無保留、提出係出於自願或合法授權、他方善意信賴（誠實信用原則、1962年柬泰廟宇柏威夏古寺案）。
INDC法制化後，我國雖非公約締約方，然應信守自願提交之INDC目標的承諾。若我國有機會參與簽署巴黎協定，則必須進一步檢視其內容決定是否送立法院同意或僅需查照。
（二）國內法角度
我國INDC之承諾並未抵觸溫減法規定之目標年限，也未違反溫減法授權：蓋自溫減法第11及4條之規範目的可知，該法並非禁止行政機關具體化中長程目標，且可定期檢討並適時調整目標。
INDC雖有將目標年限提前之可能，然因涉及環境保護及產業結構轉型等重大公益，且均區分階段來實施，並未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釋字第717號意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