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過去深信不疑的前提假設可能出了問題。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全面檢討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各地區的實踐經驗，並客觀看待自由民主體制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兩者的必然衝突與矛盾問題，我們就會發現臺灣面臨的民主發展困境，很多都不是臺灣所獨有，而是普遍出現在新興民主國家，甚至也出現在某些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因此，我們對臺灣民主的診斷就不能侷限於特殊性分析，而更需要將臺灣經驗納入普遍性分析。
環顧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真正步上良好治理與經濟繁榮坦途的案例極為稀有，如果將本國公民主觀感受與評價也納入考慮，嚴格說來幾乎沒有可以宣揚的成功案例。而且，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第三波民主化的動能已經全面消退，全球政治發展已經進入「民主蕭條」時期，有些學者甚至主張，面臨民主倒退或崩解危機的不僅僅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不能排除也可能出現在歐洲與美國。
最近幾年，從開羅、基輔、曼谷到安卡拉，新興民主一個接著一個在世人眼前土崩瓦解。這對大多數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歷史場景。過去三十年裡最常出現的歷史變局，都是威權體制被眾人推倒，民主為百姓迎立的畫面。
大規模的民主體制崩解曾經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集中爆發於歐洲，又於六十年代集中爆發於非洲與拉丁美洲，但這段歷史距離我們十分遙遠，所以日漸被人遺忘。如今，怵目驚心的民主憲政崩解場景從埃及、烏克蘭、泰國、蔓延土耳其，即時提醒著我們不能將民主體制的長久存續視為理所當然。
民主體制的落地生根需要合宜的文化與社會土壤，需要代表不同群體的菁英份子共同維護，也需要友善的國際秩序為民主提供寬鬆的成長環境，這些條件並非俯拾即是。從全球範圍來看，上個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民主體制擴散的黃金年代，但進入新世紀以後就進入民主衰退期。一開始很多人並不察覺這個趨勢，因為更常出現的是漸進式的民主倒退，而非戲劇性的民主崩解。
例如，在前蘇聯的範圍內，除了波羅的海三小國外，絕大多數新興獨立國家都出現民主倒退現象，普丁在俄羅斯打造的強人政治就是典型。在我們鄰近的菲律賓、馬來西亞與高棉，民主只是虛有其表，甚至可以說只是當地政治菁英唱給西方國家看的一場假戲，選舉程序充滿著舞弊、欺騙與暴力。
許多第三波民主本來就是「揠苗助長」的結果。這些國家缺乏民主憲政穩定運作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條件，例如專業化的文官、獨立的司法、中立的情治與軍隊。西歐國家也是從十八世紀末開始，經過了一百多年才逐步建構這些現代國家的體制內涵。欠缺這些要素，民主就像一棟地基脆弱的大樓，很容易倒塌。在新興民主國家，大多數的民眾擁抱民主體制，不是基於對自由民主的信仰，而是看上民主的「工具價值」，他們天真地期待民主可以帶來良好治理、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如果經過幾輪政黨輪替，政治體制仍不能有效回應這些需求，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就會出現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