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知名跨國企業在亞洲選拔新進員工都是挑選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基本上都是以世界大學排名一百大為門檻，非世界百大的高校畢業生連獲得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現在不僅知名歐美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普遍採行這個招聘政策，連華為、阿里巴巴、騰訊、海航、中信這些大陸知名跨國企業在海外招聘也開始採取類似的政策。而我們最好的臺灣大學這幾年在好幾項世界大學排名榜上已經數次掉落百大之外，所以這幾年連台大畢業生去香港、新加坡或上海應徵知名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工作都不得其門而入，更遑論清華、交大與政大的畢業生。
我們的頂尖高中畢業生年紀雖小，但對當前臺灣面臨的困境卻看得很清楚：臺灣的經濟增長動力早已在東亞四小龍中敬陪末座，兩岸關係僵局長期無解讓臺灣的經濟角色日趨邊緣化，再加上政府財政資源日益短缺，以及選舉考量導致教育資源不斷被平均主義稀釋，臺灣研究型大學的資源條件與週邊國家頂尖大學的差距愈來愈大。整體而言，臺灣已經脫離邁向「均富」的發展軌道，在民粹政治推波助瀾下正加速跌落趨向「均貧」的深淵。從人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來看，任何政治體制無論在理論上多麼美好，若不能提供一個政治社群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公共治理能力與品質，若不能引導一個社會採取合理的對策來有效回應國際環境的挑戰與機遇，若不能讓一個社會維持可持續性發展的基本動力，遲早會出現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當我們新世代中最優秀的一群開始選擇用腳投票，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警訊，因為這意謂著賦予我們用手投票權利的政治體制出了大問題。
三、從特殊性分析到普遍性分析
過去，我們通常都是從臺灣經驗的特殊性角度來診斷臺灣民主發展的困境，我們的假設前提是代議民主體制的原理沒有問題，理論上民主發展可以帶來良好的治理品質，可以督促政府更積極回應人民的需要，民主體制還可以更好的保障自由經濟與帶動經濟繁榮，也可以對弱勢群體提供更好的保障。所以民主政治可以幫助實現所有我們嚮往的社會發展目標，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因為西方先進民主國家已經提供了成功的範例。
所以，如果民主體制在臺灣實施經驗並不理想，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可能是源於我們的民主轉型的初始條件（例如，准列寧式一黨威權體制的歷史背景導致社會的高度政治化傾向，乃至於媒體、司法、情治與文官都無法超脫藍綠對立），可能是源於臺灣的日本殖民經驗與戰後冷戰時期形成的分裂國家體制（導致民族認同衝突與國家結構的不確定），可能是源於我們採用的特殊半總統制憲政體制（例如，雙首長制導致的權責不明，以及制度設計上行政權缺乏主導立法的能力，總統與行政院長既不能主導立法優先順序也無力制衡立法院的擴權傾向），也可能種因於過去的國會席次減半與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單席次小選區導致政治家族世襲以及國會成員結構整體上更趨地方化；又例如，國會席次減半導致行政權與立法權日益失衡，少數立法委員可以有效勒索部會首長，因為他們可以左右預算刪減與主導法案修訂，這又進而鼓勵特殊利益團體紛紛認養立法委員以確保其政治需要得到滿足，導致金權政治橫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