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滲透力
早在比那個年代更久以前的台灣，日本文化便已有很深的滲透。這裡先舉《別冊宝島》中，1990年代左右從台灣來到日本，時年二十四歲的台灣女留學生的經驗，作為那個年代的說明。她以〈我喜愛的漫畫都是日本的〉（私の好きだったマンガはみんな日本のものだったんです。）為題，談了當時的漫畫體驗。她一直以為小叮噹（即多啦A夢）是香港的漫畫，一直到高中才從租來的錄影帶知道是日本的漫畫，衝擊很大。於是她決定到日本去，親眼確認在台灣看過的漫畫是否都是日本的東西。她說，在不知道是日本文化的影響下長大，另一方面又深信日本是侵略台灣的邪惡國家，不禁陷入自我懷疑。
這位留學生是在那個年代喜愛漫畫的，然而漫畫本身其實更早就滲透到台灣來。比我年長十歲以上的留學生友人在1980年左右曾說：自己的母親是留在台灣的日本人。母親懷念日本文化，為了讓自己吸收日本文化，在小學時經常買日本漫畫的中文版給他。因為這樣，自己才常有機會看手塚治虫的漫畫。由年齡來推測，他對日本漫畫的喜愛，似乎是在1950年代。當時我是半信半疑地聽他這麼說。
自我聽到這段話以來已經事隔30年以上由於時常造訪台灣心理上對這段話雖加深了一些相信，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如今我還沒有清晰的輪廓。或許是從日台之間形成國界的戰爭結束後，漫畫這個日本次文化的翻譯版以庶民娛樂之姿，繼續依某種方式連綿地流入台灣。然而友人的母親買給他讀，說不定1950年代的人們，是以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在閱讀手塚治虫的漫畫，而不是閱讀國外作品。雖然現在的研究水準還不出想像範圍。
如今，台灣有一群年輕人因為喜歡日本而被稱為哈日族，較同一世代的日本年輕人還要了解日本藝人和次文化。一般常以為這是民主政治下，日本的資訊可以輕易地流入台灣而發生的一個現象。然而，過去的台灣早就是如此了。只是過去和台灣沒有過接觸的日本人未注意到而已，所到之處其實皆是日本的資訊。
2015年9月15日，我在台北看電視新聞時，重新感受到1970年代的日本多麼深入地扎根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某大學演講時，說自己作為一位醫師就和「怪醫黑傑克」一樣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不是他提到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而是電視的標題把「怪醫黑傑克」打成了「怪醫秦博士」。 「怪醫秦博士」是過去在台灣和香港流通的「怪醫黑傑克」海盜版所使用的名稱。現在台灣發行的版本是正式取得翻譯權，直譯原作的題名。儘管「怪醫秦博士」或許總有一天會消失，但現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怪醫黑傑克」仍然是「怪醫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