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的台灣:《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選摘(1)

在台灣,日本元素隨處可見。( photos Instagram)

在台灣,日本元素隨處可見。( photos Instagram)

那個年代

既是醫師,也是大學教授的陳氏(名字暫且按下不表),在答應我對他做口述歷史訪談的請求後,就在我正要搭上計程車的道別之際,他這麼說:

當沖繩回歸日本時,大家都很高興,以為下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我第一次見到陳氏是1994年4月的事。

陳氏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戰後自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成為醫師。是一所知名醫學大學的教授當時的他理所當然地以為台灣人也會回歸日本。

在和陳氏見了幾次面以後,他還這麼對我說。

「現在在台灣講日語已經不太能通,而且事到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日本,再來只能尋求台灣獨立了。」

對於陳氏他們來講,獨立不過是一個最大程度讓步的選項而已。台灣的日本教育世代(又稱作日語世代)裡頭,許多人抱持的就是這種想法。這樣的心境無法透過問卷調查來回答,而且只能對特定的日本人說,因此或許偏好統計數據的人會認為,這只是特定的一群人的問題而不值一顧,而我認為這是一種「無聲之聲」。

然而,在1980年代來到日本,比我還年輕的台灣本省籍留學生,所抱持的想法似乎完全不同。本省人指的是在日本統治時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漢人及其後代。如今某位在台灣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的友人,在選擇台灣獨立或是與中國大陸統一的兩岸議題,在各界認為於邁向統一方面稍有進展的那段時期,曾作了如下發言。

「只要想到那遼闊的中國都是自己的國家就覺得非常興奮自己的祖先同樣是來自中國源頭,中原的民族。」

長期以來,許多戰後教育世代的本省人自認為中國人,背後或許正有這樣的快感。這種感覺和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的感覺,宛如油與水一般,互不相容。

有關語言的想法,年輕一代和年長者間也多有相異之處。

現居台灣獨立派核心地位的一位友人,1980年在我提到想學台灣話時,曾對我說:「那不是語言,沒有用所以不用學」。那時我覺得莫名其妙,而感到莫大的衝擊。

每天和他們相處談話我漸漸地瞭解到幾件事他們在家幾乎都講台灣話在學校則用北京話來讀寫。「那麼寫日記時又是如何呢?」這麼一問,他們回答是依北京話來寫當我再進一步問「是用北京話來寫台灣話的口語內容嗎?」,他們甚至不理我,反而覺得我莫名其妙。

然而,在日本統治時代下畢業於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年齡層的雙親世代,則認為北京話是不同世界的話語。1980年我在留學生邀請下造訪台灣,某位友人尊翁所講的話則完全不同。當時我透過電視或電台開始學中國話,所以試著用幾句隻字片語的北京話交談。這時友人尊翁先是稱讚我:「你講的日語很漂亮,是東京那邊的話」,接著開始對我說教,他說:「日本人不可以學北京話。不需要那種語言。日本人只要講日本話就好了」。

在台灣許多家庭裡,日本教育世代和戰後教育世代一方面各懷不相容的價值觀,一方面又作為一家人共同生活台灣是家族聯繫很強的地方所以我常想他們這樣竟然還能一起生活,如果是在日本的話,大概就不成一家人了。

有關語言,還有下面這段回憶。

第一次和台灣留學生相識時,認識的留學生裡頭有幾位被雙親要求要用日文的父母還幫忙修改日文寫信。那時我是抱著原來如此的心情聽他們說這些事,並給我看寫有紅字被修改過的信,有一次一位留學生說自己。那是1979年的事。其他留學生似乎也一樣。或許不少現年60歲左右,有留日經驗的台灣人,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不過,說來很失禮,當時的我聽到留學生父母的日文好到還可以幫人修改,其實是半信半疑。因為自己清楚自己不管再怎麼努力學英文,也無法達到為人修改的程度。

日治時期花蓮港廳吉野移民村。(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經歷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多具備一定的日語能力。(圖/維基百科,想想論壇提供)

1980年2月我第一次到台灣那時我接觸到了日語世代講的日本話,當然感覺到他們的日語能力是能夠為人修改的,也接觸到了各式各樣,例如能操雙語卻還是有台灣腔,或是完全沒有口音的人。我也記得,一位四十五歲左右的女性用半調子的日語很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日語只學到小學校二年級。被友人帶著搭了好幾次的計程車,印象中頂多只有一位司機不會講日語。附帶一提,當時台北的計程車已經開始使用計程表,但那全部都是在大阪用過的中古貨,機器上還留有大阪公司的名稱。

第一次到台灣,關於日本話有不少地方令我感到困惑,而叫人驚訝的是也有外省人講日本話。那次我在台灣停留了兩個星期,透過友人家裡的關係,拜訪了台北市的古董店。那家古董店是一對外省夫婦經營的,對我用聽似並非平常用慣的日本話說自己原先住在北京。他們還說當時北京也有許多日本人,甚至有日本友人到台灣來找他們。還來不及多談一些,問個清楚,就在友人的催促下離開了,如今想來真是可惜。那對老夫婦給我的感覺是對日本人有很深的懷舊之情。

由於沒能好好聊上一段話而感到遺憾,回到友人府上後向友人父母提到這件事,他母親便警告我那些話全不可信那時我才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複雜也就是思考台灣是單憑曾受日本統治的這個認識,存在於台灣之中的「日本元素」並不單純,尚不足以充分理解的世界。

那個年代,日本文化非常深入台灣。對此,本篇〈序論〉接下來將進一步闡述,並說明本書各章概略,再以從戰後到現在為止的時代為背景,深入探討該以什麼框架來理解各章的內容。

我要對「戰爭結束後到那個年代為止的台灣」的種種日常樣態提出一個看法。那就是日本和台灣形成了一個同型性很高,可以稱得上是平行世界的關係;此外,其中既有連結兩個世界的裝置,也有在其間牽線的日本人。我強烈傾向主張這個相互關係,是在日本和台灣隔絕,即一九六五年左右以前約二十年的期間,也就是戰後初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對此,在〈序論〉將詳加說明。另外也要明確指出,本書各章或多或少都可以被定位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的相互關係上。還要關注連結兩者的裝置和人物的有無上。〈序論〉最後則欲回顧民主化達成二十年後的現今,再次思考那個年代和稍早以前的這個時期的意義。

那個年代的文化空間

在日本人及日本教育世代的人看來,那個年代的台灣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那就是「冒牌日本」和海盜版的氾濫。誠然,由多數台灣人看來,這絕不獨特,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空間,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想,也有不少人對著前來造訪的日本人感嘆這個現象。即便本文使用的是許多日本人習慣的「海盜版」這個說法,但這不意味著非法。因為一九七二年日華斷交以後,日本政府便不將台灣政府視為交涉對象,如此一來,擅自翻譯國外的作品,置著作權於不顧,也就不存在道義上的問題。本來便有許多國家為是否針對著作權進行政府間交涉而躊躇觀望。因此,一直到一九九 ○年代李登輝政權主動呼籲為止,台灣的夜市實在是一個充斥著強烈的日本色彩,更甚於國際色彩的文化場域。

在1990年前期以前去過台灣的人想必都記得,當時許多電視節目的廣告都是抄襲日本的,甚至是直接在日本的廣告畫面加上了其他台灣商品的訊息。而一提到夜市,根本就是中文版日本漫畫單行本和日本歌謠卡帶的寶庫。

所到之處都賣著日本卡通人物的T恤。「となりのトトロ」(即「龍貓」)寫成「なとりのロト」,用字雖有不同但屬同一設計。夜市不像今天這樣是享受小吃的地方,而是能夠輕易地買到在一般商店無法取得的日本文化的場所。就算不買也可以接觸得到。

我在1990年代前半造訪台灣的時候,曾在台北龍山寺前的鬧區看過這樣的場景電器行門口的放音機突然播起了帶有哀愁曲調的日本軍歌接著店門口圍上滿滿的人群。他們幾乎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音樂一停,他們便催促店員再多放一些,店員不應其請,便失望地離開。類似場景在其他地方也碰過數次。

日本歌謠卡帶到處都在賣,不過夜市比較容易買到。甚至在日本不容易買到的戰爭時期歌曲也能輕易買到,。我所買到的渡子的專輯卡帶還收錄了她年。輕時的澄澈歌聲是已經不容易在日本聽到的美好歌聲我甚至還不可思議地以為,這段音源只在台灣有。當然,還有戰爭時期大陸的歌謠。中.英助所寫的《何日君再来物語》(1988年)是一部探討鄧麗君也唱過,在中國一度禁唱中國女歌手周璇禁播的歌曲〈何日君再來〉誕生過程的紀實,她的卡帶我也在台灣夜市買到了,那本書 。這卷卡帶是在橫濱中華街也曾提到最早唱這首歌的是很難買到的。

書店裡則有《少年快報》,約 尺寸大小的週刊漫畫雜誌印刷品質不太好,這是現在台灣 大小的週刊《新少年快報》的前身,那時台灣出版商和日本的出版社未簽翻譯權、著作權的合約,《少年快報》是從當時日本最受歡迎的四大少年漫畫週刊雜誌《少年マガジン》、《少年サンデ〡》、《少年チャンピオン》、《少年ジャンプ》中選出叫座的漫畫把文字翻成中文的雜誌。當時我受在國立政治大學服務的友人邀請,到他的課堂上談了一些有關日本漫畫的內容時,就介紹《少年快報》是日本漫畫迷的「夢幻週刊」這不是我原創的形容詞,記得這本雜誌本身就曾在日本這麼被介紹過。

日本文化的滲透力

早在比那個年代更久以前的台灣,日本文化便已有很深的滲透。這裡先舉《別冊宝島》中,1990年代左右從台灣來到日本,時年二十四歲的台灣女留學生的經驗,作為那個年代的說明。她以〈我喜愛的漫畫都是日本的〉(私の好きだったマンガはみんな日本のものだったんです。)為題,談了當時的漫畫體驗。她一直以為小叮噹(即多啦A夢)是香港的漫畫,一直到高中才從租來的錄影帶知道是日本的漫畫,衝擊很大。於是她決定到日本去,親眼確認在台灣看過的漫畫是否都是日本的東西。她說,在不知道是日本文化的影響下長大,另一方面又深信日本是侵略台灣的邪惡國家,不禁陷入自我懷疑。

這位留學生是在那個年代喜愛漫畫的,然而漫畫本身其實更早就滲透到台灣來。比我年長十歲以上的留學生友人在1980年左右曾說:自己的母親是留在台灣的日本人。母親懷念日本文化,為了讓自己吸收日本文化,在小學時經常買日本漫畫的中文版給他。因為這樣,自己才常有機會看手塚治虫的漫畫。由年齡來推測,他對日本漫畫的喜愛,似乎是在1950年代。當時我是半信半疑地聽他這麼說。

20170403-台北市長柯文哲3日至新北投車站揭牌,並穿上和服及木屐參觀新北投文創天地。(顏麟宇攝)
日本文化十分滲透社會,圖為台北市長柯文哲至新北投車站揭牌,並穿上和服及木屐。(資料照,顏麟宇攝)

自我聽到這段話以來已經事隔30年以上由於時常造訪台灣心理上對這段話雖加深了一些相信,但當時的實際情況,如今我還沒有清晰的輪廓。或許是從日台之間形成國界的戰爭結束後,漫畫這個日本次文化的翻譯版以庶民娛樂之姿,繼續依某種方式連綿地流入台灣。然而友人的母親買給他讀,說不定1950年代的人們,是以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在閱讀手塚治虫的漫畫,而不是閱讀國外作品。雖然現在的研究水準還不出想像範圍。

如今,台灣有一群年輕人因為喜歡日本而被稱為哈日族,較同一世代的日本年輕人還要了解日本藝人和次文化。一般常以為這是民主政治下,日本的資訊可以輕易地流入台灣而發生的一個現象。然而,過去的台灣早就是如此了。只是過去和台灣沒有過接觸的日本人未注意到而已,所到之處其實皆是日本的資訊。

2015年9月15日,我在台北看電視新聞時,重新感受到1970年代的日本多麼深入地扎根在今日的台灣社會。無黨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某大學演講時,說自己作為一位醫師就和「怪醫黑傑克」一樣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不是他提到手塚治虫的「怪醫黑傑克」,而是電視的標題把「怪醫黑傑克」打成了「怪醫秦博士」。 「怪醫秦博士」是過去在台灣和香港流通的「怪醫黑傑克」海盜版所使用的名稱。現在台灣發行的版本是正式取得翻譯權,直譯原作的題名。儘管「怪醫秦博士」或許總有一天會消失,但現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的「怪醫黑傑克」仍然是「怪醫秦博士」。

這個現象說明了當時或是更早以前普及的日本漫畫作品如何深入台灣社會我在1994、95年左右,曾在台灣電視上看到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在長。約三十分鐘的節目裡,從各種角度分析「怪醫秦博士」,當時非常吃驚。由於那個時代並不像今天這樣言論自由暢通,所以當台大教授認真地討論日本漫畫作品,而且還是海盜版時流傳的作品,令人覺得很新鮮。當時《怪醫黑傑克》結束連載剛滿十年,感覺還不是那麼古老的作品,縱使從那以後又經過了20年,到了2015年,「怪醫秦博士」這個當時的名稱還存留於台灣社會。

日本教育世代的看法

關於這個「日本元素」和「冒牌日本」充斥著的文化環境,日本教育世代的人們是如何感受的呢?

看著最近在台灣時常可見,較那個年代稍早一點的古董,無論是點心盒或日用品,那裡頭的日本或虛擬日本的元素,看在日本人眼裡反而多少帶些異國情調。日本教育世代想必是覺得那些東西非常熟悉,而予以接納的。或者說不定是明明知道那是仿冒自日本的贋品,卻仍然予以接納。只是,如本文第三節開頭所述漫畫案例可知,戰後教育世代在接納時或許就未必知道那是來自日本的東西。

政治的基本方向是褪去日本色彩,但現實上社會中堅份子以上的人們大多數是接受日本教育的。雖說位居政治權力中心者,以及高階公務員或大企業的多數幹部,是戰後由大陸過來的外省人們所佔據,然而負責實務層面的卻是前面提到的這些人。由今日眼光來看,這些東西看起來像是「冒牌日本」,但對於這些人而言則不過是在日本延長線上從事生產,在運作組織時採日式手法也幾無違和罣礙。大多數人即使自己的小孩在學校再怎麼聽到日本的壞話,自己對小孩也絕不說日本的壞話,他們對年輕人不吐露自己真正的心情,抱著如開頭描述的那般心情默默地推動社會。

在這樣一個「日本元素」和「冒牌日本」充斥的世界裡,我所遇到的大多數日本教育世代,不時地想為在經濟及文化上落後日本的台灣盡些心力。眼看日本在戰後的發展,特別是所得倍增計畫以後高度經濟成長的榮景,他們覺得心有不甘。這些人大多擁有舊制中學校和舊制高等女學校以上的學歷,他們當中有人這麼說:

如果戰爭沒有結束,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如果過去種種就這麼一直持續到今天,或許台灣會變得更好。(……略……)總之,要是那個時候的日本人一直留到今天的話,台灣,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混亂了,一定會更進步的。

我想,一定有為數不少的人覺得如果台灣還是日本的話,或許已經達到和現今日本同樣程度的進步發展。而且,這個過程中即使有日本人存在,心裡也不會感到不自在。其中也有人表示就算日本人不在,但政府如果能夠讓台灣人自己有所發揮,那麼戰後理應不會落後日本。無論如何,這是許多人的心聲。

1990年代的台灣,有這麼樣一句口號。「日本能,台灣也能。」意思是說日本可以,台灣也可以。這句口號應該是當時在台灣位居領導階層的日本教育世代人們,發自內心的話語。

1990年代前半,像我這樣生於戰後世代的日本人,在台灣只要一感到任何不便,總會遇到日本教育世代的人慌忙而出,給予各種關照。我想,這不單是台灣歡迎外來者的一種文化表現,而是帶著一種「台灣本來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心情。

有關充斥在台灣的「日本元素」或「冒牌日本」,就日本教育世代而言,或許還抱有一種只有自己才曉得真貨的自負心理也說不定。在日本經歷高度成長的1980年代,台灣可以接收日本電視節目之後,日本教育世代似乎強烈地覺得,在台灣懂得享受日本最新進步文化的只有自己。

「日本元素」所到皆是

那麼,戰後台灣的這個文化狀況,是否單單只是一種高水準文化滲透到周邊社會的現象呢?大多數接觸過1980年代以前台灣的日本人或許會這麼想。但就我的印象而言,如用這種看法來理解,那麼「日本元素」未免也太多了。

如今,日本每年有許多的觀光客到台灣。在民主化進展下,台灣社會面貌更加透明、清晰。拜其所賜,許多日本人在享受台灣獨特性的同時,也享受著和日本高度相似的部份,以及日本統治時代的文化遺產。搭乘從日本引進的新幹線,在便利商店發現許多日本商品的台灣版,店裡的年輕店員以隻字片語的日語來應對。乍看之下,我們似乎是看到「日本元素」流入到台灣,並確認了日本文化所具備的影響力一般。觀察「日本元素」滲透情況,享受文化的交流,這的確是國外旅遊的一種樂趣,歐美人士在造訪日本時也享受著歐美文化的滲透力。

然而,現今在台灣能夠接觸到的「日本元素」和一般文化的滲透確有相異之處,不少日本人在造訪台灣時應該也有這種感覺。這和日本飲食文化壽司或醬油滲透到歐美社會的情況是不同的。而且日本漫畫或動畫打入歐美,應該可說是一般的文化流向。可是,台灣則是始於這些文化滲透到歐美以前,而且未免是過多了。彷彿是台灣人暗中知道歐美人所不瞭解的享受日本的方式。

有段時間,漫畫在日本小學曾被當作是低俗的消遣而受排斥,但在1980年代的台灣,像《巨人之星》這樣以日本職業棒球為舞台的漫畫也被翻譯出版。不知為何,日本職業棒球在台灣雖無實況轉播,卻也滲透進來。當然,據說台灣的學校也曾認為漫畫是低俗的消遣。雖說如此,但還是有大量的翻譯流通。超愛漫畫的我意識到這個現象時,驚覺歐美和東亞的價值基準竟如此不同,然而如第三節所述,由於聽過了友人家裡的談話,才認識到日本漫畫和動畫在台灣滲透,或許和單純的享受作品還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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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書封。(允晨文化提供)

*本文選自《戰後台灣的日本記憶》(允晨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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