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看起來，工作小組是有企圖讓兩造當事人，面對互動責任中誰犯什麼錯，當時小組的成立，現在被批評成法律上根本不允許存在，這是個錯誤的看法。而當事人男友今年po文指控那時做的不夠好，而這個不夠好，是沒有達到巫、朱兩人要求的標準－當時很快就讓王生自辦退學。但朱、巫要求的標準，在當時「教育輔導工作小組」與巫一起工作的過程，回到當時的條件，是否有條件完全做到？這是可以被公評的事。但評斷要先實質了解當時問題的實況，及解決問題的條件作為衡量尺度。而非質疑當事人的主觀期待能否「完全滿足」，作為衡量的唯一尺度。
感想：在既有國家資源限制下，「教育輔導工作小組」存在的必要性
此次論壇，對於我想了解輔大工作小組發生什麼，至少在朱生指控文之外，首次聽到工作小組之中的成員第一手的資訊；姑且不論他們誰是誰非，對我們來說，更多第一手「事實」的呈現，是可以有更多的思辨。
至少讓我看到校園性侵案在國家體制中被對待的機制，實有其特殊性。相對校園中發生學生的自殺、械鬥等行為，針對性侵等問題，國家特別訂立《性平法》、設計性平機制介入調查，及對學生進行懲處；況且更有國家的刑法，將性侵問題以非告訴乃論來「定罪加害者」。而輔大的疑似性侵案有另一特殊性，它是熟人性侵，又發生在這個人際關係緊密的系所，事件引發學生之間的分裂衝突，這個特殊性，光是司法、及性平機制介入，並沒有辦法提供給當事人在社會關係重建的足夠支撐，和人際倫理關係責任的對待。因此輔心設立「教育輔導工作小組」這「第三軌」機制，這跟前面第一線老師強調，如何在校園拿起教育責任勇於任事，我看到輔心的努力和嘗試。
我絕非全盤否定性平會的存在，在立法之後，它必然對原來校園權力不平等的一些案例發揮了功能；但論壇老師們的實務經驗也都明確指出，性平法是有其侷限、不足與執行的困境，特別是缺了事件發生當下，給予學生身邊原來生活脈絡中就可能存在的陪伴和支撐系統，若只以強制性的認定「性平會」為惟一壟斷合法的處理性爭議的機制和管道，而排除第一線教師的教育輔導作用的發生，這到底對學生是好、是壞？
教育情境是處理人，人的問題充滿了各種獨特性和複雜性，當性霸凌相關問題發生時，性平機制以對當事人的匿名保護為最高指導原則，若又被界定為惟一處理機制，第一線老師為安全先求自保通報出去，想要進入學生衝突發生的「社會關係」脈絡去協助，變成綁手綁腳。這很清楚是《性平法》結構有缺憾，那麼輔心的工作小組的組成，不但不能說是額外，甚至應該是說真有其必要。
但至於小組執行後功能，沒有如當事人期待，乃至朱生今年529 po文控訴，這是另一個可討論的問題，也待工作小組提出更多的資訊，才能對照朱文指控內容進行相互查證，加以公評。
很高興有這場論壇，及相關人的文本，特別是輔心「教育輔導工作小組」成員出現在實體空間的說明，有澄清我部份的疑慮。希望如同杜同學所言，主辦單位未來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小組那裡做的不足，及做了什麼，讓心理系相關人等提出更多反省檢討，對於我們在思考性平機制問題的人，如何改善，讓學生權益能更有利、有效的前進，這應是繼續把輔大案爭議思辨弄清楚可能有的貢獻吧。
*本文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