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交給性平機制，它能否處理學生人際互動逾越倫理界限的關係責任？
在東華大學也擔任過性平委員的廉兮老師認為，性平機制首在判定是否有性侵等犯錯事實，所有報告都是匿名，在調查判定程序完成後，進行後續性別平等學分課程、進而輔導諮商室，性平委員是無法知道當事人是誰，更遑論承接事件學生的痛苦；所以，如何協助當事人及相關人崩壞的「社會關係重建」，是個重要問題。
這讓我思考到輔心案的特殊性，如果性平事件是發生在熟悉的友伴關係裡，在調查懲處過程中，因為進入準當事人、準行為人的身份，甚至再加上兩造同時已在司法程序過程中進行攻防，彼此原來的社會關係、及其涉及的人際網絡關係，能有可能因對立而被影響、甚至崩毀。
此外，廉老師就她的經驗說明性平機制的處理程序：如果有申訴案例，性平會接案，接案後判斷是否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由性平委員、學校內外專家學者組成，成立後進行兩造當事人的調查；形成報告，報告會敘明事件脈絡、各方說法，會盡量詳實，做出懲處的相關建議。
針對性平程序，在論壇後半場中，輔心前「教育輔導工作小組」成員杜月生也有一補充說明：所謂性平會的調查，是當事人提出一個主訴，可能是性騷擾、性侵害…，調查小組必須去問事件相關人，包括當事人、證人的「證詞」，各方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陳述，最後要下一個判斷形成報告，界定申訴人的指控到底成立不成立。它類似一個分級制的判斷，要清楚界定就事證顯示，到底是性騷擾、還是猥褻、還是性侵，最後一定要有一個結論看是哪一級，要不就是指控無效、不成立。然後學校獎懲委員會據此做出懲處。
廉兮老師的經驗是，調查小組的報告必須完全匿名，因此性平委員不知當事人是誰，也無從介入學生複雜的生命經驗，協助其人際關係現場，即便性平委員有心想幫忙這部份，機制的設計也無此空間。而性平案一做出結論後，不知學生名字的委員也就與當事人無關了，學生後續有可能進到諮商輔導室、或去修性別平等的課程，但修課老師也不知道課堂學生有此一特殊經驗，系所同學也不會知道。她認為，性平委員職責是應要負責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但當她想去回應承接學生在事件中的巨大衝突、斷裂、痛苦時，事實上，性平機制的設計是有困境的。她認為當事人應該最需要的是，身旁信任的同儕或老師予以支持；但把事件都交給性平機制、在它的匿名性程序下，學生身邊原有可能的支持系統就整個被隔離了。此外，學生經驗到的性別和性經驗的權力不平等關係，有時事涉一個集體結構性處境，但被以「個人化問題」理解，會造成更大困境。廉兮強調，「教師進入支撐孩子想尋求支持的要求」，「這個空間位置，教育工作者不能棄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