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恐性」或「去性」的校園實景
而關渡國小輔導主任李文英則說，她認為輔大心理系的「工作小組」就在做上述這件事，他們的企圖，是去補充性平機制的侷限和不足。她以自己的輔導經驗為例，認為《性平法》入校門之後，原來願意承擔和靠近孩子的老師空間，卻越來越小。一線老師若不願把學生複雜問題和困難加以簡化，就需要時間在與學生關係中釐清問題及其處境是什麼，但性平機制24小時強制性的立即通報流程，使老師被迫照章（流程）辦事，否則立即違法，老師面臨天人交戰是否馬上通報，但為求自保，常常就通報了事；原本想對學生複雜的生命情境、人際脈絡倫理關係進行處理的機會和空間，也就都讓渡出去了。性平24小時通報機制，對想協助學生的老師反而發生了抑制作用。
特別牽涉到與「性」有關的議題，它在校園是個禁忌，呈現樣態也十分複雜。她打趣地說：誰脫誰的褲子、在哪裡脫褲子、怎麼脫褲子，在不同關係脈絡下，會呈現不同的意義。她舉個例，有一天甲男在同學面前脫掉乙男的褲子，引得乙男嚎啕大哭，班導緊張地詢問是否報性平；但李文英問了當事人才知道，是因為當時班上另外3位女同學在旁邊鼓噪，要甲男脫掉乙男褲子！此時，到底是直接通報、開拔到性平會處置幾位當事學生？還是選擇讓學生全班一起面對實質存在於彼此身上的「性」要如何對待，後者是否較能對學生有實質的教育意義？而非省事自保只送性平了事，這樣老師雖免除法律的責任，但也喪失一線老師主動進行實質性平教育的學習空間。
李老師說，「這幾年，因為法進校園後這樣的空間卻愈來愈小了！」，「好啊！我們以後就照章辦事啊，更簡單」。
退休校護鄭麗貞的經歷則代表「法」尚未入校園時，老師與校護努力共同承擔起所有學生的教育責任。她說：在性平法尚未在校園施行時，常常有許多男女同學有意無意地問她一些性的問題，例如：「護士阿姨，你口交過嗎?」她立刻猜測對方是因不知如何看待性/性行為，在家裡又不能坦白，只好向身邊信任的長者探問，當時她會選擇先傾聽，了解，再決定如何處理。相較於現在性平法構架了一個程序，校園第一線工作的老師與行政人員面對類似的問題時，先躍入心裡的，已不是想著如何去傾聽當事人的經歷，而是「要不要報性平」…。
【問題二】：輔大心理系的「教育輔導工作小組」是否有必要成立？它若想發揮性平機制不足的「教育輔導」功能，後來為何又遭當事人控訴抨擊？
在QA時段，好幾位聽眾詢問輔大案外案，而輔心前「教育輔導工作小組」成員之一杜月生（他的臉書名）正好在現場，也就提供了他個人經驗，特別他當時的功能角色就是協助當事人理解性平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