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是主觀的，會有人喜歡，也會有人討厭。不過當作品具有公共性時，就必須接受隨之而來的批判。這樣的批判絕非來自專業者的優越感，這也不是第三者在爭取詮釋權。其本質就如同政治辯證般存在著本來就需要討論的空間。
我主張，即將在布袋開放的高跟鞋教堂毫無疑問地是鬧劇一場。我一直以為這一篇中許多建築界前輩的意見，已具有高度說服力，不過後來，我才發現其實還存有更深度解釋的空間。
高跟鞋無視在地人文背景 強行硬搭裝藝術
對我而言，這間高跟鞋教堂在設計上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過度具象化而缺乏轉化。以一個視覺性很強烈的符號意象，強制介入了與其無關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景色。最後再找了一個很牽強的故事自圓其說。
的確，我不反對任何元素都可以成為創意的原點，高跟鞋也是。可當風管處提及之後還有糖果、鑽石等不同造型的教堂，我真的懷疑還編得出那麼多荒唐的故事連結嗎？我不得不呼應許多文化人的心聲：這無疑是劣質的山寨文化！我想，高跟鞋和灰姑娘的連結，遠遠比和烏腳病的連結來得強烈。如此，怎麼不能說是拿別人的符號（以高跟鞋作為一種幸福的象徵），做粗糙的主題園區呢？
然而，有不少論點提及，國外也不乏具象化的公共藝術和建築作品，甚至還有些是出自大師之作。 怎麼那些作品都被大家視為經典之作，然而台灣的高跟鞋卻如此落人口實？難道這不是兩套標準？
馬賽爾・杜尚（Marcel Duchamp） 1917年的作品《噴泉》，便是個高度具象化的現代藝術。甚至根本不用提其是否具象化，它就是個從連鎖家具行買來的陶瓷小便斗。他的藝術創作過程不過是將其命名為「噴泉」並署名「R. Mutt 1917」就提交當作作品了。不過這當然不是這件作品的全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它代表的意涵是藝術這件事沒有對或錯，沒有美或醜，沒有藝術和非藝術之分，任何事物、任何形式都可以是藝術。
杜尚找一個現成物（found object）, 一個沒有人可以和藝術聯想在一起的小便斗，透過給予物件意義的方式，來突顯對當時主流藝術圈的反叛。他要你忘記它是一個既有的小便斗，而重新建構你看事情的角度。
從這樣的角度，試問高跟鞋教堂有對藝術、建築乃至於前衛概念進行如此的批判或嘲諷嗎？更何況我們早就不存在於批判主流藝術的1917年了。
從建築的角度來看，找現成物加以詮釋的案例也不是前所未見。台灣知名建築師黃聲遠的老師Eric Owen Moss（艾瑞克．歐文．摩斯）的作品便是其中一例。摩斯的作品中不乏把許多建築中必定會用到的基本元素，如扶手、樓梯、窗戶、桁架等等……加以誇飾，達到扶手不只是扶手的解構思考。除了使基本的樑、柱等空間元素更多了雕塑性，更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動態感。如此的創新，同樣在高跟鞋教堂裡，看不到⋯⋯
黃色小鴨是集體記憶 高跟鞋只剩山寨強辯
再者，有人提及放大便是一種藝術。放大的鴨子是藝術，為什麼放大的高跟鞋就變成垃圾？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黃色小鴨的藝術基礎是建造於銷售超過5千萬隻的漂浮橡膠小鴨。它和人們強烈的連結，是因為它早已在西方文化中建立起和洗澡沐浴相關的標誌性地位。我想高跟鞋不僅沒有和任何藝術基礎和標誌性地位，拿來台灣，非本土的山寨意涵當然更為強烈。
在此，我另外舉例建築大師Frank Gehry（法蘭克・蓋瑞）於1991年完工的《望遠鏡》。這同樣是相當具象化的建築作品。在這個作品裡，由於他一直苦惱入口該是什麼樣的形式，剛好桌上有個望遠鏡，便順手拿來放著。在業主答應後便找來了藝術家Claes Oldenburg把它具體化，並且把內部設計成研究室配合著目鏡下的天窗。
有人會說，這總算是種不經轉換的具象化吧，為什麼蓋瑞可以，高跟鞋教堂不行？原因就在於時代的不同。蓋瑞當時的背景是建築的後現代時期，他的作品是批判現代主義中所強調的機能引導形式 （form follows function形隨機能）。他強調，過分重視建築空間機能的時代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建築裡需要新的活力。於是才直接用具體的望遠鏡替代抽象的空間。
後現代主義大師Robert Venturi（范裘利）和其妻Denise Scott Brown於1968年的著作《On Ducks and Decoration》便指出現今的建築有分2種，一種是「鴨子」，指那些顯眼而搶盡目光的建築，是不顧空間本身背後意涵的需要的。這樣的建築，不但是一種過度裝飾，還是一種昂貴的錯誤；而另外一種則是裝飾的「棚子」，雖說其具有裝飾性，然而裝飾反而像是招牌，絲毫不妥協建築本身的目的。范裘利也於文內強調，棚子優於鴨子式的造型。
同樣是具象化，我認為蓋瑞的望遠鏡是裝飾的棚子，它只是相當於入口的招牌，是整個園區的小小點綴。而高跟鞋教堂毫無疑問是隻可笑的鴨子。
注意到了嗎？連建築大師都引用鴨子，更可見其對生活的深刻影響。《望遠鏡》的作者Claes Oldenburg說過「我把生活周遭的經驗變成藝術（I make my art out of everyday experiences）」，但是水晶高跟鞋，又跟台灣的日常生活文化有什麼聯結？
在文化空殼前拍照打卡完了，真的有振興到地方嗎？
最後容我引述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邱浩修的一段話：
「以歷史為名，缺乏思辨的反省意義；以文化為名，脫離常民的生活脈絡；以環境為名，增長無謂的環境負荷；以藝術為名，毫無獨創的美感詩意；以宗教為名，虧缺上帝的神性榮耀。」他更感嘆，「台灣拚觀光，拚來的只是一次性效益，未考量文化厚度與生活意涵，短多長空，寶島就這樣成為粗糙的主題樂園，可惜！」
高跟鞋教堂真的說不上藝術創作也說不上是建築創意，說其膚淺粗俗真的一點也不為過。今天它的確是成功的吸引了目光和人潮，的確是有了短暫的知名度、娛樂性和話題性。可是我不禁想起漢寶德說的「建築是文化的產品，是有深度、有思想的藝術」。
在我們探討偏鄉觀光發展應該如何開發時，仍必須思考。尤其是公共的文化建設，被賦予文化載體的任務。拍照、打卡，然後呢？我們需要再謹慎思考一次，這真的是我們台灣所要的文化嗎？
說到底，這些建設根本就是打著教堂名義的空殼。這類公共設施，跟日拋型的隱形眼鏡功能類似，待人潮退去之後就不再維護，最後任其荒廢。唯一的功能就是在短時間內造成話題，然後變成某管理處的業績。其實台灣這類以「振興地方」為名的東西，都有一個共同的迷思，大家只著眼於「建築物」本身的美醜好壞（如我前言所探討的），卻比較少想到大局。
我們必須思考，全台灣每個家庭的的全年可支配金額並未成長，分配在國內旅遊這一項的金額，近年亦未見增長，也就是說，你振興了A地方，一定會減少了B地方的觀光經濟，振興了B，C就可能會倒楣，等到C被振興了，那就輪到A了。所以「振興」只是無聊的促銷戲碼，很像百貨公司的搶客大作戰，顧客總數就這麼多，能花的錢就這麼多，最後只是分配多寡而已。最後花的，還是人民的錢，跟百貨公司沒兩樣，百貨公司打促銷戰時，額外的廣告支出由誰埋單？
你當然會說：「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不也類似？」，但是花在這些假教堂的錢，並未提升絲毫人民的文化素養，最多只是讓人去打卡拍照，然後PO在臉書上。這種連國內旅客都只會路過拍拍照片的景點，真的可以吸引國際旅人嗎？我想這才是問題最大的地方⋯⋯
＊作者為在美國念建築系的大學生，但人生志向是要打職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