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在這個時期，企業界也開始體認到在華盛頓擴張影響力的好處；我們會在下一章繼續深入探討這個部分。在傅利曼的哲學下，企業可以將獲利最大化，只要遵守法律條文上的字句就好。然而，透過政治關說與不限金額的政治獻金，企業可以透過影響法律制定重畫疆界，只要投入相對小額的資本，就能獲取高額的報酬。
這些趨勢之間彼此互相強化，造就1970年代以來企業規模與權力的快速擴張。股東優先的思維揭開資本主義最醜惡的一面。理論上，股東手上的獲利應該能夠造福眾人，因為它可以增加整體經濟的效率，並且釋出多餘的資本重新投資到社群之中。
但是，在實務上，這套機制卻排擠掉其他利害關係人，例如員工、當地社區與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起飛的那幾十年間，幾乎每一個中型或大型城市都有一個大型的企業總部。企業高層坐在當地的董事會裡，出錢支持學校課後輔導、當地的藝術與運動計畫等各種專案。企業執行長的小孩和中階主管的小孩都是上同一間學校。就算景氣不好，公司也不會因為顧問或企管碩士認為資遣員工對財報有利，就叫員工走路；公司反而會支撐到最後一刻，因為公司與社區是如此唇齒相依，都感受到對彼此的長期責任。這就是社會契約在超地方（hyper-local）的情境下運作的樣貌。
但是，股東優先的概念一出現，人們的思維就跟著改變。1980年代的併購風氣導致小型城市發生裁員潮，企業也將總部連根拔起，遷移到可以減免稅收的有利地點，所有地方經濟體宛如自由落體般跌落。我在西維吉尼亞州的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長大，親眼見到所有銀行、礦業公司、化學公司都被東西兩岸的企業吞噬。股東資本主義代表著，如果遷移企業總部在經濟上有好處，那麼即使這間企業和當地社區已經一起成長了幾十年，也會選擇離開，或者至少更動名義上與稅務上的總部地點。結果，全美國工作機會增加的地區當中，三分之二都只集中在25個市郡；而且，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
作者介紹：亞歷克．羅斯（Alec Ross）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義大利波隆那大學商學院（l’Universitá di Bologna Business School）特聘兼任教授，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策略專家。於美國歐巴馬總統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創新資深顧問，協助外交實務現代化，並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利益。
全球創投公司Amplo董事合夥人，擔任科技、金融、製造、人資與數位安全等各個領域的企業董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特聘資深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國際暨公共事務資深研究員。
文章刊登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與《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學術作品登上《SAIS國際事務評論》（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與《北大公約組織評論》（NATO Review）等期刊的封面文章。著有《未來產業》（天下文化出版），現已譯成24個語言，在全球五大洲暢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大失衡：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來》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