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貪婪是好事」
社會契約的歷史是一段關於權力，以及權力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重新分配的故事。綜觀歷史，資本、勞工與國家的權利與責任，多半取決於掌握最多力量的團體，它必須能夠立下規矩而不必動用高壓手段，以免導致暴動或革命。在從前的農業社會中，專制統治者對領主、農民以及這些人的經濟生活，行使幾乎絕對的主權。工業革命時期，權力的天平向著富裕、有政治裙帶關係的資本家傾斜。20世紀早期，美國與歐洲的勞工透過工會與選舉來牽制企業的權力。如今，權力又再次集中到私部門。
導致這種轉變的因素是什麼？過去50年來，企業如何形成這麼大的規模、聚集這麼大的力量？如果各位想要了解誘發這個狀態的關鍵，只要檢視一個構想，甚至是一個句子就可以。
在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禍之後，美國與歐洲的經濟開始起飛。但是，勞工組織與政策制定者都對經濟進行極為嚴格的把關制約，他們都很清楚獨大壟斷與股市危機的代價。在這個情境下，絕大多數企業都坐上一個清楚的社會位置。大家普遍認為公司要能獲利，同時也要增進員工福祉、支援他們做生意的社群，並且做出對大眾有益的事。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這個模式有道理。1962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寫道：「企業只有一個、而且是唯一一個社會責任，那就是利用手上資源，投入在為增加獲利而設計的活動上，而且只要沒有違反遊戲規則就可以。」
這個想法和當時的社會契約截然不同。在當時，可以拯救性命的專利只賣幾美元，喬治．默克可以表示獲利是企業營運的次要動機。然而，在傅利曼眼中，那些決策在市場上既沒有效率、又有缺陷。根據傅利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的理論，如果每一個人都追求最大的獲利，並且把這些獲利再拿去投資，世界會得到好幾倍的好處。在傅利曼眼裡，企業只應該忠於股東，任何一項會讓股東少賺一美元的領導決策，就是管理不當。這種獲利最大化的哲學，後來被稱為「股東優先」（shareholder primacy）。
這樣的想法並沒有立刻受到歡迎，然而到了1970年代，原本蓬勃發展的戰後經濟開始停滯不前，有一小群主要支持者逐漸對這種理論產生共鳴。經濟學家將問題的矛頭指向政府管制與沒有效率的管理，這種不滿造成傅利曼的理論開始流傳，並在1980年代成為主流。股東優先的想法和雷根與柴契爾時代極為契合，傅利曼的思想為解除管制與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提供智識上的基礎。不久後，針對羅斯福新政制約企業力量的反對聲浪浮現，這些批評者認為政府限制企業的時間太長，大企業的經理人過於自滿而不再追求獲利，結果造成整體經濟停滯。如果企業快馬加鞭追求最大獲利，就能推動整個國家、甚至全世界成長繁榮。為了達到目標，必須把獲利放在最優先。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執導的《華爾街》（Wall Street）中，主角高登．蓋科（Gordon Gekko）有一句話簡潔扼要的傳達出傅利曼的理論，並席捲企業界，那就是「貪婪是好事」。
股東優先主義
股東優先造成的影響就是，公司股東與利害關係人之間被劃下一條清晰的界線。利害關係人是指受到企業營運影響的人事物，包括員工、社群、國家、顧客與環境。在全新的模式之下，股東的獲利排第一而且最重要，任何一項針對利害關係人進行的投資，就變成一種負債。
在1980年代中期，惡意收購興起、企業掠奪者輩出，從許多方面來說，他們就是股東優先的先鋒。他們會找出經營困難或是發展停滯的公司，並買進這些公司的股份直到掌握控制權。接著他們會將公司各部門重組，為股東創造最高的報酬，並且裁撤任何一個他們認為沒有效率的部分。通常這就表示裁員、遷移總部、賣掉不動產與承擔更多債務等，就是要窮盡所有工具與方法，將資產轉為短期的投資報酬。企業領導人的心頭蒙上陰影，人人都害怕遭到惡意收購。然而，一連串的法律決定讓企業更難以抗拒惡意收購，尤其當股東要求轉虧為盈，最終迫使許多企業轉而奉行股東優先，以免突然成為被收購的目標。
綜觀整個1980年代，併購風潮席捲全世界好幾個大經濟體，推波助瀾的是一種不干涉主義（laissez faire），對於管制與反壟斷的態度愈來愈自由放任。本來美國在世界上是反壟斷的帶頭者，從20世紀早期就堅定反對獨占壟斷，曾經發起好幾百件訴訟案控告大型企業，以打倒19世紀末「鍍金時代」（Gilded Age）形成的獨占企業，例如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與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仍餘波盪漾之際，政策制定者建立起新一波的反壟斷手段，因為全世界都已經見識過獨占企業如何助長日本、義大利與第三帝國的威權政體勢力。當時世界各國正在起草新憲法與法律制度，美國通常會鼓勵這些國家（對日本則是強迫）制定強硬的反壟斷新法。但是到了1970年代，有一支新學派在壟斷與競爭的辯論占了上風。
這套新理論是由法官暨法律學者羅伯特．伯克（Robert Bork）廣為流傳，他認為經濟集中唯一不好的地方，只有在於對消費者收取高價而形成明顯可見的傷害。所以，只要獨占企業收取的價格合理，就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伯克對於反壟斷法的狹隘詮釋，完全吻合傅利曼教條以及1980年代的政治氛圍。負責把關的政府監督單位對大企業提出的訴訟案愈來愈少，伯克的理論幾乎完全成為政府應對商業競爭的基礎。同時，私部門透過併購而更加穩固的茁壯成長。我和許多人都有相同的經歷，我們原先是在地方銀行開戶，不久後它就被規模比較大的區域銀行買下，然後又被全國性的銀行買走，最後又被另一間全國性的銀行併購。類似的狀況出現在經濟體的各個產業當中。
同樣在這個時期，企業界也開始體認到在華盛頓擴張影響力的好處；我們會在下一章繼續深入探討這個部分。在傅利曼的哲學下，企業可以將獲利最大化，只要遵守法律條文上的字句就好。然而，透過政治關說與不限金額的政治獻金，企業可以透過影響法律制定重畫疆界，只要投入相對小額的資本，就能獲取高額的報酬。
這些趨勢之間彼此互相強化，造就1970年代以來企業規模與權力的快速擴張。股東優先的思維揭開資本主義最醜惡的一面。理論上，股東手上的獲利應該能夠造福眾人，因為它可以增加整體經濟的效率，並且釋出多餘的資本重新投資到社群之中。
但是，在實務上，這套機制卻排擠掉其他利害關係人，例如員工、當地社區與環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起飛的那幾十年間，幾乎每一個中型或大型城市都有一個大型的企業總部。企業高層坐在當地的董事會裡，出錢支持學校課後輔導、當地的藝術與運動計畫等各種專案。企業執行長的小孩和中階主管的小孩都是上同一間學校。就算景氣不好，公司也不會因為顧問或企管碩士認為資遣員工對財報有利，就叫員工走路；公司反而會支撐到最後一刻，因為公司與社區是如此唇齒相依，都感受到對彼此的長期責任。這就是社會契約在超地方（hyper-local）的情境下運作的樣貌。
但是，股東優先的概念一出現，人們的思維就跟著改變。1980年代的併購風氣導致小型城市發生裁員潮，企業也將總部連根拔起，遷移到可以減免稅收的有利地點，所有地方經濟體宛如自由落體般跌落。我在西維吉尼亞州的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長大，親眼見到所有銀行、礦業公司、化學公司都被東西兩岸的企業吞噬。股東資本主義代表著，如果遷移企業總部在經濟上有好處，那麼即使這間企業和當地社區已經一起成長了幾十年，也會選擇離開，或者至少更動名義上與稅務上的總部地點。結果，全美國工作機會增加的地區當中，三分之二都只集中在25個市郡；而且，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
作者介紹：亞歷克．羅斯（Alec Ross）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義大利波隆那大學商學院（l’Universitá di Bologna Business School）特聘兼任教授，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策略專家。於美國歐巴馬總統執政期間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創新資深顧問，協助外交實務現代化，並提出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利益。
全球創投公司Amplo董事合夥人，擔任科技、金融、製造、人資與數位安全等各個領域的企業董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特聘資深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國際暨公共事務資深研究員。
文章刊登於《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與《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學術作品登上《SAIS國際事務評論》（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與《北大公約組織評論》（NATO Review）等期刊的封面文章。著有《未來產業》（天下文化出版），現已譯成24個語言，在全球五大洲暢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天下文化《大失衡：重建一個繁榮、穩定的新未來》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