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因果關係適用於全球暖化議題，亦適用於經濟議題，而且其影響同樣強烈且重要。超級富豪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正在迅速擴大──不只擴大，擴大速度還加快。為什麼？背後的系統性因素和系統性影響是什麼？有些人變得富有，而且隨著時間愈來愈富裕，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2014年，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他同事的見解，讓這些問題的答案變得更清晰──然而，這項見解在公共論述中尚未建立起框架。
皮凱提的見解指出，我們目前對於「富貴」的概念不足以理解貧富差距的現象，還需要理解「財富」和「財富比例」的概念。財富與某些形式的自由相關，像是購得商品的自由、旅行的自由、或者參加某種文化活動的自由等。財富也與某些形式的權力相關，例如，付錢請人做事也是一種權力形式；為競選活動提供大筆捐獻也是一種權力形式。
勞工是利潤的創造者，也就是說，他們替別人創造財富。他們可能透過工作獲得財富，但他們對於雇主的價值，通常在於他們替這些雇主創造的財富。如此一來自然帶出一個問題：透過生產性工作創造的財富當中，從事工作的人分配到多少比例？其他人分配到的比例又是多少？採取什麼方式分配？形成這種財富分配的制度結構和分配變化的方式是什麼？
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一部最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不僅改變、或說應該改變我們對經濟學的理解，而且改變我們對許多事物的理解。他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出版了這本書。
以下是他的基本見解。他不只研究收入歷史，還研究財富的歷史，而且觀察到有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財富：
．生產型財富（productive wealth）。透過工作勞動、生產和銷售物品或服務而產生的財富，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講的那種財富。例如：烘焙師和傢俱工匠。他們都製造並販售產品，也都需要購買另一個人販售的產品。烘焙師的收入支付給傢俱工匠，傢俱工匠的收入則支付給烘焙師。他們都為自己工作，製造產品，然後獲得報酬，在一個極其簡化的市場中，他們為自己也為別人生產財富。這種生產型財富以GDP測量，皮凱提稱之為「G」。
．再投資型財富（reinvestment wealth）。透過投資，獲得報酬，然後一次次將報酬再投資而產生的財富。這種財富會像複利一樣呈倍數成長。擁有越多，投資愈多；投資愈多，擁有就愈多。他稱之為「R」。
接下來講到比例的概念。皮凱提研究兩種財富的比例，也就是R和G在人口中的比例。然後他開始問，這個比例是怎麼變化的？為什麼？
他研究許多國家的稅收紀錄來完成這項調查，紀錄最早可追溯到18世紀。他發現，直到1913年以前，大部分財富都還屬於再投資型財富。即使在工業革命期間──這個普遍以為是生產型財富的時期──R也比G大很多。換句話說，皮凱提證明了一般認知是錯誤的。即使是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個人自由與市場應該有利於透過工作獲得的生產型財富，但結果證明，再投資財富仍具壓倒性地位。以法國為例，這個關注平等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1910年，70%的財富是再投資型，由非常富有的人把持著，而不是分布在大多數人手中的生產型財富。
從1913年開始，情況出現重大轉變。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很大一部分再投資型財富被摧毀；生產型財富變多，G大於R。1913年到1980年間，眾多現代經濟學理論發展起來，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理論主要以生產型財富為基礎，以GDP為基礎──基於G而非R。
然後1980年，在美國的雷根政府時代，情況有些改變。雷根為富人大幅減稅，開始大力打壓工會，因此影響到普通工人的薪資，刪砍企業監管法規等。柴契爾夫人在英國也有採取同樣的作法。這類經濟理念散播開來。1980年左右，出現了歷史性轉變。R再次大於G。再投資型財富掌控了現代經濟。再投資型財富呈倍數成長，愈來愈快──如同複利一樣。
在美國，1976年，前1%的人擁有19.9%的財富；2010年，前1%的人擁有35.4%的財富；2010年，前5%的人擁有63%的財富，前20%的人擁有88.9%的財富。這表示底層80%的人只擁有11.1%的財富。
這就是再投資型財富的倍數成長所帶來的結果。而且隨著財富規模愈大，這種情況變得越嚴重，所以沃爾頓家族（編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財富來源於山姆．沃爾頓和巴德．沃爾頓兄弟所創建的連鎖零售企業沃爾瑪）6名成員加起來的淨資產，超過美國40%的家庭（淨資產為負的家庭也包含在內）。
因為富人在國家財富中的占比上升，其他人的占比下降，還有什麼也下降？財富買得到的自由，財富買得到的生活品質，財富買得到的權力，以及財富買得到的選舉影響力。嚴格來說，我們還是一人一票，不過個人對選舉的影響力已經下降了。
這種趨勢可以逆轉嗎？皮凱提說可以，但需要政治改革。
對政治的系統性影響
皮凱提對於R大於G這件事實並不悲觀。他指出，政治改革可以控制失控的擴大情形，例如，透過徵收財富稅（wealth tax）。他也表示，傳統的自由主義措施，如提升中低收入階層的薪水、降低企業管理層的薪資、填補稅收漏洞、增加教育機會等，有助於扭轉這個趨勢。
然而，現在有一些不利於政治手段的系統性變化。有錢人的財富規模更大，帶來許多事情，包括：
．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有錢人和大公司對政府官員有很大的遊說能力，而且這種影響力不斷增強。
．對公共論述有更大的掌控力。有錢人和大公司可以透過多種管道控制公共論述──持有媒體機構、贊助節目、購買大量廣告，諸如此類。這種掌控進入人們的大腦，激發保守派框架的語言和意象，也會激發保守派的道德觀──一般來說是嚴父道德觀。隨著保守派的道德觀愈來愈強，在大眾腦中改革派的道德觀則愈來愈弱。這對人們無意識和有意識的想法產生極大的影響，也進而影響到人們的投票方式。
．對他人權利有更大的掌控力。透過州控制立法機構。富人可以控制較貧窮人口的投票權，而且控制一個州比控制一個國家控制來得便宜。
考量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目前的財富分配與嚴父道德觀，看來不太可能出現必要的政治改革──除非，願意為系統性問題建立框架的改革派帶動重要改革，並透過持續性公共論述，來維持社會對於這些議題的關注。
對生產型工作的影響
再投資型財富占優勢的主要系統性影響之一，與生產型工作本身的性質有關。在許多方面，生產型工作已變得令人不太滿意。最明顯的是，生產型經濟制度產出的財富更少──對許多公民而言，這個薪資報酬不足以過上滿意的生活。工作機會變少，工作條件也令人不太滿意。
令人滿意的工作除了指薪資報酬和工作條件方面，亦包含對社會有益、讓人感覺自豪的技術性工作。這類工作不需要優渥薪資或光鮮亮麗，只要讓人滿意就行。以下是我認識的一些人的職業，他們都找出滿意的工作生活：木匠、園丁、理髮師、起司銷售員、烘焙師、技師、行政管理、裁縫師、房屋油漆工、廚師、餐館服務生、學校老師、房屋清潔人員……他們不是專業人士，不是什麼律師、醫生、電腦科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或金融專業人士，也不是音樂家、電影演員或職業運動人。只是普通人。他們可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履行義務的公民、優秀的父母。然而，愈來愈少人能夠擁有這樣滿意的工作生活，愈來愈少人能夠獲得真正的教育，完善發揮社區成員和父母的功能，因為工作條件更加苛刻。
這其中存在結構性因素。別忘了，公司企業往往有兩類受雇者：資產型員工和資源型員工。資產型是指高級管理人員和必要的創意人員；資源型則是可以替換的人──可能技術要求最低，薪資和津貼最低，工作條件都是可接受的最低標準，像是就業保障、退休金、醫療照護、愉快的工作環境、病假和育嬰假很少、工作時間幾乎無從選擇，沒什麼加薪幅度或獎金等。由此產生了「效率」問題，係指利潤的最大化。視同資源而非資產的勞工恐遭裁員，改以契約員工方式回聘，或當外包更有利時就可能失去工作。反對成立工會的企業活動不但容許這種現象的發生，更助長這波風氣。
電腦化和機械化導致愈來愈多工作變成低技術、低工資的資源型工作，同時，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則獲得更大的財富，因為他們可以裁員或降低技術要求和薪資標準，或者外包到勞動力廉價的地區。
這種趨勢的動力，來自於投資者對再投資回報愈來愈大的需求，還有管理者透過增加財富躋身再投資財富行列的慾望。由於企業管理階層掌控企業財富，他們可以獲得更大的財富份額。企業內部掌控資金流向的人可以為自己積累愈來愈多的企業財富，留給創造這些財富的勞工們的部分卻愈來愈少。
作者介紹：喬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
美國研究政治論述框架的主要專家，也是世界享負盛名的語言學家和認知科學家之一。他撰寫過許多政治類書籍，亦著有多本語言和心理方面的書籍。
雷可夫曾與數百個倡議團體的領導人探討議題框架，在全美各地對廣大觀眾發表演說，為公民運動者舉辦過數十場研討會。他也經常上廣播和電視談話節目，到民主黨參、眾兩院的政策閉門會議和黨團會議發表談話，與改革派民調專家和廣告機構交換意見，接受公眾媒體的長時間採訪，並持續針對公共論述的框架問題進行大量研究。
雷可夫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認知科學與語言學特聘教授，是認知科學與認知語言學領域的奠基人，曾任教於哈佛大學和密西根大學，並在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過去20年來，一直是柏克萊大學電腦科學研究所語言神經理論計畫的共同主持人。他曾在全球幾十個國家的重要大學授課，目前專攻大腦神經迴路如何產生思想和話語方面的研究。
他的文章可見於個人網站、《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以及各家獨立媒體「挖掘真相」（Truthout）、AlterNet、Common Dreams和政治部落格「寇斯日誌」。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樂金文化《別想那隻大象！：美國總統辯論必讀經典，教你拆解框架、解讀常見話語陷阱、掌控大局，取得優勢只要30秒》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