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和天主教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個要求信徒自讀《聖經》，一個反對自讀《聖經》，是否真的造成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教育大分流，並使它們之間的人力資本差別懸殊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量化歷史學者將研究集中在比較兩組國家之間的識字率上。歷史學者查閱了歐洲各社會的結婚書約檔案，看個體在結婚書約上是正式簽名，還是只畫了個「十」字，或乾脆聲明「不會簽字」—這跟中國人以前文盲畫押簽字一樣。如果能簽名，就認為他能讀書；否則，就是文盲。圖7.7八引自佩雷菲特《信任社會》，該圖顯示了在歐洲，每個國家在哪個時期實現了過半的20到30歲男子識字。從圖中可見，以新教為主的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以及英國一些地方在1700年以前就達到半數男性識字，英國北部、法國北部、比利時、奧地利則是18世紀完成半數男性識字，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南部這些天主教社會，則要等到19世紀甚至20世紀才實現過半男性識字！
以瑞典為例，瑞典以路德宗新教為主，教會在17世紀發動了多次消除文盲運動，到了1700年，超過80%的青年能讀書寫字。而另一個極端是義大利，義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和中心，於14、15世紀翻譯、印刷了大量的古希臘著作。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前的1480年，義大利比任何其他地區都擁有更多活字印刷機，書籍出版領域活躍，引領著歐洲的文化潮流。可是，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義大利效忠羅馬教廷，讓教育倒退。結果，直到19世紀末期、20世紀上半葉，義大利才實現過半年輕男人識字的目標。西元800至1600年，西方科技發明中有25%到40%是義大利人的貢獻，而在1726年後，他們的貢獻率下降到3%。可見，在宗教改革後，義大利倒退嚴重。
圖7.8顯示，1850年，歐洲國家的文盲率與新教徒占比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係：新教人口占比愈高，文盲率就愈低。也就是說，由於新教反對教會壟斷《聖經》的解釋權，主張教徒自讀《聖經》，新教社會必然會重視教育。到了1890年，整體而言，以小學教師占人口比例算，新教國家的小學老師占比更高，天主教國家則不及。
正因為教育決定一國的人力資本高低， 新教因為要求自讀《聖經》 而重視全民教育， 天主教反之，16世紀後期以來，新教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不斷擴大，造成前文所述新教國家發展更快、天主教國家落後的結局。這是基於人力資本對1600年以來兩組國家分流的解釋。
在歐洲政治制度發展方面， 議會於12世紀首先在西班牙出現，隨後從歐洲南部往其他城邦擴散，但從16世紀開始出現嚴重分化。在一本量化歷史著作中，三位學者比對了天主教和新教國家的議會制度發展史， 發現： 如果以議會每年實際開會的次數和對國王的權力制衡程度評估，那麼到18世紀末，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的議會基本上已沒什麼作用，而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的議會對王權構成實質性制約。議會權力的差別也導致新教和天主教國家後來出現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