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紀宗教改革後，到底是什麼造成新教國家跟天主教國家的顯著分流呢？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宗教在文明化進程中的作用。
首先，當然是喀爾文對「有息放貸」的解放。正因為荷蘭、英國在16世紀接受了喀爾文宗，並在殖民擴張時期將喀爾文宗新教帶到美國、加拿大等殖民地，讓這些國家也能自由發展各類的金融創新；相較之下，選擇繼續緊跟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國家，對有息放貸的態度還是很負面，甚至比改革之前更排斥。於是，16世紀之後，新教國家的金融水準逐步超越天主教國家。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發展提供大眾教會之外的避險與跨期互助選擇，也就是說，在新教社會裡，「宗教」與「金融市場」之間不再是排斥性競爭關係，而是合作互補關係，這就提升了他們應對風險與解決融資的能力，由此，金融解放也促進了新教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包括使經濟、科學和文化不再受到之前那樣的束縛。
理查．亨利．陶尼（Richard Henry Tawney）在他的名著《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強調：在宗教改革之前，世俗世界裡商業和金融都在教會的陰影下進行，而宗教改革帶來的最大差別，就是把商業活動和金融交易從宗教管控中解放出來，讓商業與金融完全歸世俗世界，不再屬於教會過問的事情；是商業與金融的世俗化讓資本主義先在新教國家興起，而不是其他。陶尼談到，商業與金融從教會解放經歷了一段過程：改革之初，許多改革者也痛恨有息放貸和商人逐利，比如前文就引用了馬丁．路德對放貸者的深惡痛絕，但是稍晚一些，經過喀爾文的詮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宗教跟商貿金融領域漸漸分離開來，商業歸商業、宗教歸宗教；到17世紀中期，商業倫理已不再是新教教會干預的事，市場和金融已經非常自由。相形之下，天主教要等到1962至1965年的梵蒂岡第二次大會才正式大幅放鬆對商業與金融倫理的管制。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喀爾文教義是新教國家成功的主因，他認為喀爾文的「宿命論」（predestination）啟動了資本主義的火車頭，使新教國家與天主教社會拉開距離。喀爾文教義稱，上帝早就選擇讓一些人上天堂永生、一些人下地獄永死，而這些先決是教會或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所無法改變的，連德行與善行也改變不了，只是我們不知道誰被選中永生、誰被選中永死。那麼，要怎麼找到「我是天選之人」的信號呢？喀爾文說，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經常成功並發財致富，那就是你被安排進入「永生」的證據！在物質方面是否成功就是驗證自己是否遵循上帝意旨、是否被選中、得永生的信號。他強調，經濟成功本身不能保證上天堂，但被上帝安排永生的人必然會獲得經濟成功，成功就是信號！與此對比，如果一個人不願努力、不願工作，就是被安排下地獄的信號。
喀爾文教義給他的新教信徒帶來巨大的資訊挑戰。為了儘快知道自己是否被選中，新教徒一方面要遵循教義生活、工作，另一方面必須加倍努力發財致富，探求預測自己是否被安排上天堂得永生，同時也必須勤儉節約、優化投資，使自己的財富不斷積累擴大。在1560年出版的《基督教原理》（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第三卷第十四章中，喀爾文說道：
「那些富有的人、現在心有慰藉的人、喝得酩酊大醉的人、開懷大笑的人、睡在象牙床榻上的人、財富應有盡有的人，他們的宴會有豎琴、詩琴、鈴鼓伴奏，還有玉液瓊漿，這些人為何要遭詛咒呢？誠然，象牙、黃金和財富皆為上帝的美麗造物，允許甚至是專供人享用的。開懷歡笑、一醉方休、購物置產、奏樂助興、暢飲美酒，在任何地方都不遭禁。這是確實的。但是，一個大富豪，倘若沉湎於尋歡作樂，醉心於及時享樂，並無休止地追求新的享樂，那麼他離健康、正當使用上帝的恩賜就相去甚遠了。」
喀爾文的口號是：讓上帝的所有恩賜都產生效益，包括個人的天賦（即人力資本），但不能濫用上帝的信任。韋伯認為，喀爾文的新教倫理不僅解放了金融，更是激勵信徒發奮努力，追求物質財富的最大化，資本主義精神也因此在新教社會誕生，讓這些國家走在天主教國家前面。
關於新教國家領先的第四種解釋，乃是基於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和馬丁．路德對自讀《聖經》的主張。早在1516年2月，伊拉斯謨就宣導應結束教會對《聖經》闡釋權的壟斷，他挑戰道：「為何把屬於所有人的共同信仰侷限在少數幾人身上？將教義交由神學家或僧侶等少數人，是不合邏輯的。」「那些想禁止無知者閱讀譯成通俗文本《聖經》的人，我與他們的意見強烈不同⋯⋯我期望所有的女子都能閱讀《聖經》。」前面談到，馬丁．路德在挑戰教廷並開啟宗教改革時，告誡眾人不要聽信教廷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呼籲信眾自己閱讀《聖經》並直接與上帝對話，而不是經過教會這些中間人！那麼，信眾自己怎麼讀《聖經》？這就要求每個人要會讀書識字。因此，由於改革的影響，新教社會的文盲率應該很低，受教育程度應該普遍高。與前文談到的猶太人的經歷一樣，西元70年第二聖殿被摧毀，猶太教被迫要求每人自讀《妥拉》，並因此延伸出每個猶太男孩必須從小讀書的傳統，投資了人力資本。
在新教主張教徒自讀《聖經》之後，天主教會則推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舉措，包括燒書、禁止獨立思考、打壓科學和科學家，把讀書行為看成對教廷的背叛。這些反應使天主教徒不敢讀書，也不敢自讀《聖經》，甚至不讓子女上學。按照大衛．藍迪斯（DavidS. Landes）教授的評論，正由於南歐社會的反改革舉措，「讓地中海歐洲完全錯過了科學革命的列車」，天主教國家因此落後了。
新教和天主教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個要求信徒自讀《聖經》，一個反對自讀《聖經》，是否真的造成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教育大分流，並使它們之間的人力資本差別懸殊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量化歷史學者將研究集中在比較兩組國家之間的識字率上。歷史學者查閱了歐洲各社會的結婚書約檔案，看個體在結婚書約上是正式簽名，還是只畫了個「十」字，或乾脆聲明「不會簽字」—這跟中國人以前文盲畫押簽字一樣。如果能簽名，就認為他能讀書；否則，就是文盲。圖7.7八引自佩雷菲特《信任社會》，該圖顯示了在歐洲，每個國家在哪個時期實現了過半的20到30歲男子識字。從圖中可見，以新教為主的瑞典、丹麥、荷蘭、德國以及英國一些地方在1700年以前就達到半數男性識字，英國北部、法國北部、比利時、奧地利則是18世紀完成半數男性識字，義大利、西班牙、法國南部這些天主教社會，則要等到19世紀甚至20世紀才實現過半男性識字！
以瑞典為例，瑞典以路德宗新教為主，教會在17世紀發動了多次消除文盲運動，到了1700年，超過80%的青年能讀書寫字。而另一個極端是義大利，義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和中心，於14、15世紀翻譯、印刷了大量的古希臘著作。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前的1480年，義大利比任何其他地區都擁有更多活字印刷機，書籍出版領域活躍，引領著歐洲的文化潮流。可是，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義大利效忠羅馬教廷，讓教育倒退。結果，直到19世紀末期、20世紀上半葉，義大利才實現過半年輕男人識字的目標。西元800至1600年，西方科技發明中有25%到40%是義大利人的貢獻，而在1726年後，他們的貢獻率下降到3%。可見，在宗教改革後，義大利倒退嚴重。
圖7.8顯示，1850年，歐洲國家的文盲率與新教徒占比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係：新教人口占比愈高，文盲率就愈低。也就是說，由於新教反對教會壟斷《聖經》的解釋權，主張教徒自讀《聖經》，新教社會必然會重視教育。到了1890年，整體而言，以小學教師占人口比例算，新教國家的小學老師占比更高，天主教國家則不及。
正因為教育決定一國的人力資本高低， 新教因為要求自讀《聖經》 而重視全民教育， 天主教反之，16世紀後期以來，新教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人力資本差距不斷擴大，造成前文所述新教國家發展更快、天主教國家落後的結局。這是基於人力資本對1600年以來兩組國家分流的解釋。
在歐洲政治制度發展方面， 議會於12世紀首先在西班牙出現，隨後從歐洲南部往其他城邦擴散，但從16世紀開始出現嚴重分化。在一本量化歷史著作中，三位學者比對了天主教和新教國家的議會制度發展史， 發現： 如果以議會每年實際開會的次數和對國王的權力制衡程度評估，那麼到18世紀末，西班牙等天主教國家的議會基本上已沒什麼作用，而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的議會對王權構成實質性制約。議會權力的差別也導致新教和天主教國家後來出現分流。
白營和龔啟聖在2015年發表的論文中，基於1175個縣的資料，研究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兩個世紀後所帶來的影響。他們發現，截至1920年，新教徒愈多的縣，其都市化率和總體發展的程度愈高；相對而言，天主教徒的數量多少對一個縣的發展影響並不顯著。而新教的影響之所以很顯著，主要也是因為他們在當地辦學校、開醫院，既為人治病又傳播知識，影響當地的人力資本發展，此影響甚至持續到今天。因此，不同宗教倫理和傳教方式給歐洲帶來的差別，也得到中國經驗資料的支援。
經歷了16世紀的改革後，基督教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時至今日，雖然天主教和新教之間還存有實質上的區別，但邊界已經模糊許多。相較之下，其他主要宗教如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等，至今還沒有經歷類似的商業倫理改革，以致於在以這些宗教為主的國家，金融市場尤其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不僅遠遠低於新教國家，甚至落後天主教國家。
作者介紹：陳志武
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曾榮獲默頓．米勒研究獎。《華爾街電訊》於2006年評選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全球龍頭公關公司博雅（Burson-Marsteller）於2012年〈G20國家最具影響力人物報告〉中評選為「中國最具影響力十人」。現受聘於香港大學經管學院，擔任經濟學講座教授與亞洲環球經濟研究所所長。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作為一個財經學者，他深刻瞭解近代西方金融技術和西方國家財富累計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制度性因素。近二十年，他的研究開始由成熟市場擴大至中國經濟轉型過程，及其他新興市場的市場發展體制建設課題。他致力於從歷史檔案中建構財務和社會史資料庫，獲得成功之餘更對經濟及社會史題材進行深度挖掘和書寫。並於2013年在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創辦一年一次的「量化歷史講習班」，並從2015年起繼續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舉辦該講習班及國際量化歷史年會，立意推動量化歷史研究。
著有《耶魯最受歡迎的金融通識課》、《金融的邏輯》系列、《財富的邏輯》系列、《24堂財富課：與女兒談創業》等暢銷書。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八旗文化《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責任編輯／郭家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