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己的主觀世界發展到某種程度後，與周圍的人話不投機的情況也變多了。
只要回老家，父母總會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最近治安不好，你要多小心。」真的是這樣嗎？我周圍的犯罪率近乎為零，而且走遍世界各地，比起像美國和印度等國家，日本的治安算是壓倒性地良好吧？再說從客觀資料來看，警察廳每年公布的犯罪統計數字顯示，近十五年來日本的犯罪發生率正在逐年下降。
有些讀者可能已經猜到，沒錯，我的父母不但沒什麼朋友，也鮮少跟親戚和鄰居往來（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他們的資訊來源肯定是電視，而且就我所知，他們除非睡覺，無時無刻都開著電視。
小時候的我會覺得，爸媽都這麼說了，代表治安肯定很糟吧？我以前從未懷疑過父母制訂的主觀世界規則，畢竟當時自己年幼無知，但我現在已不再活在父母創造的主觀世界。
根據厚生勞動省發表的調查，可分配所得未滿一二二萬元（約新臺幣二十六萬）算是相對貧困的族群。雖然我會笑稱自己正過著貧窮的窩居生活，但我未曾真心認為自己貧窮。因為我每個月都會賺到必要生活費，能用豐富的心境生活，甚至對此心懷感激，所以不太有貧窮的感受。雖然我的年收入頂多只有一百萬（約新臺幣二十二萬）而已，但不知為何，我並不引以為苦。
再說，國家憑什麼決定人我的貧窮與否呢？
主觀來說，我活得還算快樂。
當初剛來東京、為生活所苦的那段時期，我曾覺得「工作成這樣還沒錢，那就是所謂的貧窮吧？」畢竟當時的我，仍活在日本人打造的主觀世界規則之中。但對於如今的我來說，日本人擅自創造的主觀世界已經用不著了，所以隨你們怎麼說吧。
我不免想，自從窩居後，就連「犯罪」和「貧窮」等現象，彷彿也跟自己毫無關係了，究竟是為什麼呢？
成為自己世界的主宰者
於是我先做了個奇怪的假設：「主觀世界會受到世界主宰者訂立的規則影響。」
例如我的父母活在「當今世道治安很差」的規則之下，那小孩往往會繼承父母的主觀世界，間接被這條規則影響；如果我們活在日本上流階層所訂立的「年收入一百萬為下層階級」的規則下，全體國民的主觀世界就會受到國家和這條規則影響。
另一方面，獨居的我猶如脫韁野馬般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與他人劃清界線後，頓時就成為了自己主觀世界的最高主宰者，因此我對於快樂的定義，也成為了我主觀世界的快樂。
我不認為與家人同住或是活在日本，就無法創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只要能確立自己的主觀世界，小心避免入侵他人的界線就沒問題了。
可我們畢竟不是別人肚子裡的蛔蟲，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家人和國家領袖是怎樣的人，所以可以說，小規模又獨立的個人主觀世界比較便於管理。
也有人根本不在意治安和貧窮的定義，與其以自己的感受為優先，不如交給別人決定還比較輕鬆。問題是，如果我們選擇活在別人主觀世界訂立的扭曲規則下，會發生什麼事呢？
假如有人訂立了「擁有財富和權力才會幸福」、「小孩上知名大學才有意義」等規則，那他肯定會利用他人來實現自己的幸福。因為這樣的規則必須利用他人才能完成。
將自己主觀世界的規則交給他人訂立的人，往往最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
完全不去思考是非對錯、想要的生活方式，以及無法獨立自主的人，是超容易被擺佈利用的對象。
我們活著，並不是為了在他人世界中實現自我。
為何我們非得配合他人擅自創造的主觀世界的劇本演出呢？我們應該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起責任，但遵循他人訂立的主觀世界規則，搞砸只有一次的人生，究竟又是誰該負責呢？
所以我們好歹得自行判斷什麼才是自己真正的幸福，什麼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情？雖然我們無法決定客觀世界的規模，但至少能決定自己主觀世界的規模和形式，然後成為自己主觀世界的最高主宰者吧。這樣就能避免自己重要人生的時間、金錢、情緒被有心人士剝奪。
作者介紹｜大原扁理Ohara Henri
一九八五年出生於愛知縣，二十三歲時赴東京打拚，對於無論怎麼工作都窮困的都市生活感到厭煩，於是搬到近郊地區的公寓。二十五歲起在東京展開「週休五日」的窩居生活。三十一歲時移居臺灣。在二○二○年時因疫情暫時返回日本，並於二○二二年底再度來臺。
著有《才不是魯蛇：錢少事少、周休五日的快樂人生》（時報出版）、《我目前隱居臺灣》、《年收九十萬日圓也能在東京快樂生活》、《為不想工作的人量身打造的金錢觀》（以上皆為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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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采實文化《在都市窩居10年，我過得還不錯：只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工作量和人際關係，九成的焦慮也遠離了》。（原標題：別活在別人的主觀世界）
責任編輯／李艾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