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也是現代敘事流的一部分，因此也受文化偏見的影響，但記者往往難以看清這點，畢竟他們在職場上要遵守原則，提供冷靜中立的報導。局外人經常著眼於「記者的政治偏見」此一爭議，但有個議題更隱而不顯、少有人討論：「記者是怎麼去定義、建構，並傳達政治、金融、經濟等領域的『報導』？」
西方記者接受的訓練，是把含有以下關鍵元素的資訊都歸納於「報導」範疇：人物、具體的數字與事實、可公開的言論、敘事（最好有戲劇性）。若觀察二○○五年與二○○六年的金融界，「報導」具備的關鍵要素大量存在於股票範疇—公司做了具體的事情、顯而易見的股價變動、分析師提出的可公開言論、高階主管相片、完整敘事。
然而，債務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報導有個大問題，就是其具備的前述特性幾乎都是付之闕如—在那當中，人的存在少之又少；有意思又能夠公開的言論難以取得；具體數字十分罕見；出現的事件都是些變動緩慢又隱晦難懂的趨勢，而非戲劇性的重大改變。
還有一點更糟糕：該領域充斥一大堆討人厭的縮寫字，在局外人看來晦澀難懂，因而顯得複雜、古怪、乏味至極，容易受到忽視。像是沃爾夫在倉庫看到的空油桶，或是貝爾在停車場拍到的、人們汽車裡的一團混亂。我在備忘錄裡向法蘭西銀行（法國的中央銀行）解釋：「西方記者通常還是認為『好報導』須具備大量人類元素，戲劇化一點更好。」
記者圈有句玩笑話：「流血就會上頭條。」證券化缺乏這類元素，故事變動緩慢、難解，改變發生得很隱晦。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領域外，很少有人會想費力理解這些麻煩的縮寫字，找出這看來乏味的世界裡發生的情況。我對法國央行說：「這題材不合乎『好報導』的常見定義，因此大部分報紙不大有動機投注心力在這類報導上，尤其當時媒體資源又逐漸縮減。」
這才是金融界迅速失控，人們未能察覺問題的主因，並不是有意隱瞞，也不是有誰懦弱地打算掩蓋活動所致。我有時會對同事開玩笑說：「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想要隱瞞什麼的話，不用構思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作風的詭計，只要用縮寫字掩蓋就行了。」
作者介紹｜吉蓮．邰蒂（Gillian Tett）
英國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美國《金融時報》特約主編及專欄作家，擅長撰寫經濟、金融、政治和社會議題專欄。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三采文化《穀倉效應2：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
責任編輯／趙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