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人士的世界，交易檯彼此競爭，銀行外部人員（或甚至其他交易檯）完全不知道實際情況，這些都很自然。混亂的交易執行業務交給後臺（銀行裡的另一個部門，社會地位較低），也是很正常的事。唯有金融人士理解那些費解的術語，對此習以為常。他們在電子螢幕上用抽象的數學進行交易，腦袋與生活完全脫離現實世界裡、證券化的含意，一點也不奇怪。
這種模式確實存在例外。正如電影《大賣空》〔The Big Short，改編自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的著作〕所描繪，二○○五年與二○○六年，正值CDO 與CDS 的熱潮，幾位避險基金投資者卻決定做空次級房貸的金融工具。之所以想出這個策略，是因為有個金融人士去了佛羅里達，恰巧遇見某位鋼管舞者貸了幾筆她根本還不起的貸款。
親眼看一個活生生的人類處於金融鏈末端，呈現出金融手段的矛盾之處。事後回想起來，這有點令人吃驚，畢竟在整體情況中，人的存在十分罕見。少有金融人士願意費心跟借款人交談，全面去看底層的情況。金融人士的鳥瞰心態，人類學家的蟲瞻視角，簡直是兩個極端，因此才會導致局勢陷入危境。
有時，我試著向金融人士指出這點，但他們往往隨便聽聽。我之後對英國《衛報》（Guardian）記者巴頓解釋：「倫敦的銀行人士反彈很大，他們說：『妳為什麼要大力批判這一行？為什麼那麼負面？』諸如此類的。」二○○七年，我前往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一名權勢很大的美國政府人士站在講臺上，揮舞著我的文章，把我當成是散播謠言的範例。
另有一次，二○○七年春末，倫敦某位資深金融人士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抱怨說我老是用「隱晦」、「難懂」等字眼描述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他覺得這類詞彙根本是大驚小怪，沒有必要。他指責道：「那又沒有很難懂！不管誰需要什麼東西，用彭博社的機器就找得到。」
「不過，那百分之九十九、沒用彭博社機器的人呢？」這個問句把那位金融人士難倒了。他好像從沒想過，那些人可能有權關注金融情勢。我心想，彭博社村又來了。金融人士沒在思考或談論的事情，才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人們卻早已習慣忽略。布赫迪厄曾經表示：「意識型態最有成效的影響力，是不用言語傳達的影響力。」
美國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更簡潔有力地斷定：「倘若不知就有薪水可領，要他求知可是非常困難。」這樣的問題不該只有金融人士承擔，媒體的文化模式也很重要。身為記者（局內人）的我比較難看見那些模式，畢竟我是所處環境與自身定見造就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