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復故意把民氣移轉為「反韓情緒」，來規避自己的政治責任，因此他就沒有在輿論壓力下被要求辭職下台。在外交部長任內斷了兩個台灣最後的大國（另一個是南非），而且被譽為「外交才子」的錢復，當然就沒有下台，繼續安坐他的部長職位。
這中間還有著他個人的感情因素在內。錢復在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清朝在美韓通商條約締結過程的角色」。他的韓國觀始終是帶著「大中華」的優越感，也就是「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他當然無法忍受被「中華民國的藩屬」所背叛，所以他會把斷交責任全部推給韓國，以致於造成台灣全民的反韓意識，也就不難想見了。
二○二二年是台韓斷交三十週年。此刻應該重新檢討台灣的外交，是誰造成全民的反韓風潮。諷刺的是，錢復還以「外交教父」之姿，把台灣的外交定位為「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外交關係」，讓馬英九政府奉為圭臬，進而與中國「外交休兵」，如此，台灣的外交部應該併入「大陸委員會」傘下，成立「外交局」也就可以了。
錢復雖然還沒蓋棺，但是他的外交失政已經論定。未來由台灣人寫的歷史會這樣記錄：「錢復＝台灣外交孤立的歷史罪人」！
（三）台灣vs. 韓國
相較於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震撼」導致投機的日本田中角榮政權立即見風轉舵，在一九七二年搶搭「中國列車」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南韓足足晚了二十年才與中國建交；而且，也比美國（一九七九）晚了十三年。韓國是亞洲的大國中，第一個與台灣建交，也是最後一個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回顧這段滄桑歲月，許多南韓學者感慨地說，「對台灣，我們應該也算仁至義盡了。」
其實，這只能怪國民黨政權自己。它敗亡到台灣之後，已經是形同「沒落的貴族」，自己不知道調整身段去面對國際形勢（例如學習韓國，放棄西德的「霍爾斯坦原則」），並尋求自立之道，卻仍死守「漢賊不兩立」的頑固教條，落得自己一步步走上國際孤立的絕境。當台灣百姓都知道蔣氏王朝最後只會落得「賊立而漢不立」，但已時不我予，到現還在承認台灣的，只剩下十五個被台灣人譏為「小朋友」的國家。
畢竟，「分手是瞭解的開始」，斷交雖然讓台灣對韓國不滿，但也不失為一個讓台灣重新認識韓國，重新建立互信，並重新對韓國建立好感的機會，儘管失去了一個形式上的朋友，卻換來更實質、更相知相惜的朋友，從過去的「中韓關係」轉變為「台韓關係」，讓雙方能夠更務實地交流。
不可否認的，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仍有從中國帶過來的大中華意識，對韓國有著一股「看不起的優越感」。但相較於「外省人」，本省人就沒有那樣的傳統包袱。許多韓國人來台灣，到中南部與本省人交往之後都會發現，本省人比外省人更親切，更容易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