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十年來韓劇、KPOP、韓國電影越來越受歡迎，但我們能從中看到韓國真正的社會樣貌與文化嗎？筆者從小時候的哈韓，到中年的反韓，再到遲暮的知韓，一路走來半世紀。將畢生經驗鋪陳在這本書中，希望能對年輕世代有所啟發。
一、台灣反韓情結的根源
（一）斷交背景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韓國政府加速推動延續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的「六二三宣言」之後而來的「北方政策」，傾全力要與我們的「敵人」（中國）交朋友，台灣人也只能在無可奈何之中承受這個遲早要面對的事實。
台韓關係在這段漫長的變化過程中，無可否認的，台灣本身因「國家認同」的問題導致無法面對現實而調整僵硬的外交政策，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台灣不能因為自已不肯放棄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導致朋友一個接一個棄我們而去，就遷怒朋友「不講信義」、「不信守承諾」……。
任何國家的外交絕對是以自己國家利益的追求為最高目標，當外國的國家利益與台灣的國家利益抵觸時，他們選擇維護自己的利益是極其自然的事，換成台灣也一定採取相同的作法。
不過，由於台韓關係的變化是在一九八○年代台灣社會已經開始多元化變貌的時候，資訊的流通也開始頻繁，民智也已然成熟之後，在一次次事件的衝擊之下，儘管台灣人知道是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必須負更大的責任，但是他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台韓這兩個曾經是亞洲最反共的患難兄弟，為什麼也會走上分手之路？因此台灣人眼看著韓國一再表明要棄他而去，情緒上的反彈自然會比較強烈。
這中間，最大的衝擊性事件是發生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的「中共民航機劫機事件」。台灣媒體當時稱之為「六義士奪機投奔自由事件」。這個事件對韓中關係的進展有絕對積極的意義，但對韓台關係而言，卻是令人慘不忍睹的負面效應。這個前後拖了一年三個月的事件，對韓台關係唯一的積極意義，就是透過一年三個月的機會教育，讓台灣人徹底了解韓國的政策；不過，從此以後台韓關係就順勢一落千丈了。
「六義士案」期間，台灣民眾從一而再、再而三的新聞報導中，看到韓國政府「欺負」我們的「反共義士」，於是便引發了情緒化的激情與衝動，一股強烈的「反韓情緒」便從此被揭揚起來了。當然，從韓國的角度來看，這實在是很冤枉的事，韓國不過是在履行國際法的義務，而將六名劫機犯依法處理。
但是韓國方面顯然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台灣根本從未有過「國際法上的地位」，加上當時反共的意識形態的羈絆，台灣人無法理解國際法上的義務竟然可以高過於我們之間的傳統友誼，於是反韓情緒因此而生。
在先天上，中國人（不論海峽兩岸）原本就不太看得起韓國人（甚或朝鮮人），中國人基於他的「大中華意識」，對這個曾經是它的藩屬的半島上的人民，原來就有著先天上的優越感。在國民黨的教育下，許多台灣人甚至直覺地認為，當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對韓國在上海臨時政府的支持，絕對有功而且有恩于韓國人。
加上戰後蔣介石對韓國獨立的支持，以及當年韓國駐華大使金信與蔣介石之間的「義父子」之間的關係，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關係是從「藩屬與宗主國的關係」到「父子關係」，到戰後才又成為「兄弟關係」。如今，做為「弟弟」的韓國，竟然反過來要欺負「哥哥」，如此先天的優越感再上後天的受害意識，互相衝擊之下，反韓情緒自然愈來愈高漲了。
（二）「斷交」是反韓根源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九日下午，台灣的立法院（國會）外交委員會全體委員，突然接到外交部通知，外交部長錢復將親自替他們舉行一場簡報說明會，有重大事情要宣佈。這個異乎尋常的舉動，引起了國會與媒體敏感神經的啟動。果然是很重大的事件，錢復在簡報會中宣佈，南韓已通報我方，將在八月二十四日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盧泰愚政府表示將同時和台灣斷交。
錢復在說明會中痛罵，「被韓國人欺騙，韓國忘恩負義、不講信義」等。這個晴天霹靂的斷交消息由台北率先宣佈，確實與過去的斷交經驗大不相同。斷交消息於是由台北傳到漢城的外國新聞媒體，大家開始四處奔忙查證。
隔天，錢復部長又舉行一場簡報會，對象改為所有新聞媒體的高層主管。簡報內容與前一天對國會議員的完全一樣，繼續痛罵韓國，把斷交的責任全都歸咎韓方的「背信忘義」。倒是，錢復部長在會中兩度點名本文作者朱立熙，要求我以在場的唯一「韓國問題專家」身分，對斷交事件發表看法或提供「建議」給外交部。
這是個很唐突的要求，而且也不符合外交慣例與常理，筆者於是兩次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錢復後來甚至親自致電中國時報老闆余紀忠，要求斷交當天見報的社論不要讓我寫，我只好把寫好的社論當掛名的專欄在工商時報刊登，但是效果已大打了折扣。其實，當時我的論點只不過希望南韓可以跟美國一樣制定「台灣關係法」，來保障在韓國的兩萬五千名華僑與台灣的利益。錢復的誤事與誤國莫此為甚。
事後，許多曾經參加簡報會的國會議員與媒體主管，甚至包括外交部亞太司的官員，都強烈感覺「被錢復利用了」。因為錢復連續兩天以大動作痛罵韓國，意圖引起全民公憤，而且，顯然要透過民意與輿論的「背書」（endorse），來替自己的外交失政「卸責」與「脫罪」。因為以過去台灣的「斷交史」來看，從來沒有看過外交部長可以那樣理直氣壯，還得到民意的喝采與與論的全力支持。
錢復故意把民氣移轉為「反韓情緒」，來規避自己的政治責任，因此他就沒有在輿論壓力下被要求辭職下台。在外交部長任內斷了兩個台灣最後的大國（另一個是南非），而且被譽為「外交才子」的錢復，當然就沒有下台，繼續安坐他的部長職位。
這中間還有著他個人的感情因素在內。錢復在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清朝在美韓通商條約締結過程的角色」。他的韓國觀始終是帶著「大中華」的優越感，也就是「宗主國」與「藩屬」的關係。他當然無法忍受被「中華民國的藩屬」所背叛，所以他會把斷交責任全部推給韓國，以致於造成台灣全民的反韓意識，也就不難想見了。
二○二二年是台韓斷交三十週年。此刻應該重新檢討台灣的外交，是誰造成全民的反韓風潮。諷刺的是，錢復還以「外交教父」之姿，把台灣的外交定位為「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外交關係」，讓馬英九政府奉為圭臬，進而與中國「外交休兵」，如此，台灣的外交部應該併入「大陸委員會」傘下，成立「外交局」也就可以了。
錢復雖然還沒蓋棺，但是他的外交失政已經論定。未來由台灣人寫的歷史會這樣記錄：「錢復＝台灣外交孤立的歷史罪人」！
（三）台灣vs. 韓國
相較於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震撼」導致投機的日本田中角榮政權立即見風轉舵，在一九七二年搶搭「中國列車」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南韓足足晚了二十年才與中國建交；而且，也比美國（一九七九）晚了十三年。韓國是亞洲的大國中，第一個與台灣建交，也是最後一個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回顧這段滄桑歲月，許多南韓學者感慨地說，「對台灣，我們應該也算仁至義盡了。」
其實，這只能怪國民黨政權自己。它敗亡到台灣之後，已經是形同「沒落的貴族」，自己不知道調整身段去面對國際形勢（例如學習韓國，放棄西德的「霍爾斯坦原則」），並尋求自立之道，卻仍死守「漢賊不兩立」的頑固教條，落得自己一步步走上國際孤立的絕境。當台灣百姓都知道蔣氏王朝最後只會落得「賊立而漢不立」，但已時不我予，到現還在承認台灣的，只剩下十五個被台灣人譏為「小朋友」的國家。
畢竟，「分手是瞭解的開始」，斷交雖然讓台灣對韓國不滿，但也不失為一個讓台灣重新認識韓國，重新建立互信，並重新對韓國建立好感的機會，儘管失去了一個形式上的朋友，卻換來更實質、更相知相惜的朋友，從過去的「中韓關係」轉變為「台韓關係」，讓雙方能夠更務實地交流。
不可否認的，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仍有從中國帶過來的大中華意識，對韓國有著一股「看不起的優越感」。但相較於「外省人」，本省人就沒有那樣的傳統包袱。許多韓國人來台灣，到中南部與本省人交往之後都會發現，本省人比外省人更親切，更容易交往。
事實上，本省人與韓國人的初次交往是在日據時代。日本總督府引進了三百多名朝鮮勞工到九份開採金礦，接著有四百多名娼妓到台灣賣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朝鮮軍人被派到台灣移地訓練時，與台灣軍人一起受訓之後，被派到東南亞戰場並肩作戰，雙方才開始認識而建立了兄弟般的情感。
儘管台韓這樣的兄弟，最後不免走上分手之路，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中國的壓力之下，韓國對中國仍有著「事大主義」的情結，不敢也不能與台灣有政治上的交流。台灣和韓國的發展軌跡一直都很相似，同為被日本殖民過，戰後產業與政治發展的步調也相似，若彼此能夠互為借鏡，互相截長補短，也能夠以謙虛誠懇地學習對方的長處，台韓雙方必然都會有更大的成就。
而且，台韓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民主化，一九九○年代末期完成「過去清算」，二○○○年前後都實現政黨輪替，落實百分之百的西方民主主義制度，使人民能夠享受自由、民主、保障人權的生活，台韓兩國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亞洲僅有的成功典範，而且同樣是「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這種成就，是我們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
再加上，我們都共同有過為民主受難的經驗，基於這樣的「道德正當性」，我們兩國更應該攜手合作，對民主發展的「後進國家」共同來推動「人權外交」與「出口民主文化」。這是台韓兩國人民在享受民主果實之後，無可旁貸的責任與使命。
二、台灣人的韓國觀
（一）老中青三代的韓國觀
由於台灣人的韓國觀呈現了「哈韓」（哈，是來自英文的Hot，發音與台語的「哈」接近，所以「哈韓」表示「韓國熱」或「熱愛韓國」的意思），以及「反韓」的兩極化現象。筆者以世代來區分的話，大體可以區隔為以下三類。
1.「國民黨世代」（六十五歲以上）：因幫助過上海臨時政府，大都以大中國的優越感看待韓國這個「小老弟」。這其中絕大部分是外省人，但也包括本省人。這個族群的韓國觀充滿了優越感，但未必「反韓」。
2.「斷交世代」（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因為見證了斷交前兩國紛擾不斷，大都對韓國充滿反感。這些都是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戰後嬰兒潮（Baby Boomer）世代。這個族群的反韓意識最強，甚至到了非理性、「逢韓必反」的地步了。
3.「哈韓世代」（十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因為著迷於韓劇與韓歌的流行文化，而普遍喜愛韓國。
但是，這些哈韓族的「韓國觀」並不穩定，未必有興趣對韓國文化與歷史繼續深入探討。而且，對流行文化的喜好能夠持續多久，也因人而異。有趣的是，許多哈韓世代的父母親是反韓族，親子之間在家裡無法有一致的韓國觀，甚至不能談論韓國相關的話題。因此，如何對這個族群提供有效的「知韓教育」，是值得台韓兩國學界、文化界，甚至外交界去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台灣的Trauma Syndrome（創傷後症候群）
戰後一路競爭過來的台韓兩國，到一九八○年代初並駕齊驅。但是到了新世紀之後，優劣態勢已經很明顯。文化發展落後之外，二○○四年起台灣也在經濟競賽中落敗，人均GDP被韓國超越。尤其，在高科技產業，由過去的「競爭者」（水平分工）關係，轉變為目前的「垂直分工」，也就是南韓在做「品牌」（Brand），而台灣卻在做代工（OEM），如此不同的產業結構與發展型態，自然使台韓之間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今天，台灣之於韓國，就如同越南之於台灣。
在文化與經濟相繼讓台灣人產生挫折感之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發生的廣州亞運會跆拳道黑襪事件，引爆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反韓風潮。台灣媒體在事件發生過後的幾天內，持續以大幅的版面報導。事實上，明眼人從這些反韓報導看得出來，都是媒體自導自演的「自作劇」，為了製造閱聽大眾的反韓情緒。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強烈的反韓情緒呢？多年來，由於台韓處於發展近似的競爭關係，導致種下了相互比較的優劣情結，加上台灣媒體生態結構的特殊性（大多數為外省人所經營），它們普遍帶著中國的優越感在看待韓國，所以對韓國的誤解與反感日益增加，並且跟著中國大陸網友製造的假新聞在起舞，跟著做聳動而不負責任的報導，藉以鼓吹「反韓意識」以滿足他們的優越感。
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中半以後，台灣媒體跟著中國網民炮製的假新聞，包括：「韓國人發明漢字」、「孫中山、孔子都是韓國人」、「端午節是韓國人的」、「中國四大發明源於韓國」、「釋迦牟尼是韓國人」、「李白是韓國人」、「林書豪有韓國血統」等等。雖然事後都被證實是杜撰的假新聞，但是已經有無數人被欺騙，並且信以為真，如此看似無聊的假新聞，卻不斷掀起一波波的反韓情緒。但在韓國人眼中，不免覺得台灣的反韓現象實在是莫名奇妙。
更嚴重的是台灣人的創傷後症候群。由於許多台灣人腦子裡還存有韓國曾經是中國藩屬的思想，對於曾經低自己一等的韓國的快速發展，感到嫉妒及自尊心受創。也因為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是不被承認為國家，長期的外交孤立產生了受害意識。近年因為「韓流」風靡全世界，經濟發展也大幅成長，台灣無法接受被以前瞧不起的國家超越的事實，因而產生了反韓情緒。
綜觀這場反韓風潮，其實台灣媒體的行為十分不理性，而且它們的所做所為只是為了「宣洩情緒」。加上以前的愛恨糾葛，使得台灣人民總是盲目相信媒體片面的報導，而對韓國人產生更大的誤解，但實際上許多的假新聞都是中國網友所製造，再傳入台灣。而台灣媒體不經查證就直接報導，這樣的行為也讓韓國媒體撻伐台灣媒體的不專業性，其中《朝鮮日報》的記者李光會，也寫過專題報導來指責台灣。
台灣的「國際孤兒」處境，以及國家認同的闕如，使得台灣人一直在矛盾的現實中無法明確定位自己。如何建構一個「台灣本位的韓國觀」，並拋棄國民黨從中國帶過來的韓國觀，似乎更是台灣人迫切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作者介紹∣朱立熙
現任「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政大外語學院、台師大「韓語學程」兼任講師。曾任媒體駐韓特派員、英文報總編輯。著有：《韓國史》（增訂七版）、《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等韓國相關書籍多本。合著有：《黎明前的半島記憶：韓國人權與民主紀行》（時報出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這才是真正的韓國》（原標題：台灣反韓情結的根源）
責任編輯／趙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