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解所有偵查卷宗，得知許多不合理的情形後，縱使之後多次庭審情勢仍對仝清筠不利，但出庭時，我對公訴檢察官也就不是很客氣，且對法官也不會唯唯諾諾，而是不假辭色。
在2007年初的一次開庭，我在詢問證人時，這位立場較偏頗的證人，竟然不回答辯護律師的交互詰問，反而對法官說：「辯護律師的這個問題，能問我嗎？」而法官竟然在公訴檢察官無任何異議下，要辯護律師不要再問了，此明顯違反刑事訴訟「修正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的制度。
為了維護辯護律師團隊的訴訟權益，我立刻起身，據理力爭地堅持要問，且提出相關法律見解，要求法官必須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官因此竟連續兩度休庭，最後合議庭仍拗不過我，才勉強說：「好吧，可以問，但只能問到某個程度。」
為了確保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行使辯護的權益，也為了讓我所表示的法律意見能便於書記官記錄，所以我就像唸書一般，一個字一個字地陳述，甚至連斷句要用的「逗點」、「句點」也講出來。結果，法官以為我故意干擾審理程序，當場氣到拍桌子喝斥：「幹什麼這麼講！再講，就出去，不可以再有意見。」但在之後，辯護律師團詰問證人時，法官也就沒有意見地讓辯護律師群順利問完想要問的問題。
訴訟決策與溝通
訴訟中要如何與法官溝通，實在是門藝術，沒有對錯。猶記我承辦的另一件民事案件，當時一審已經敗訴，我是在接受委託後沒多久，察覺二審法官的立場有所偏頗，對於我的陳述和發言，明顯沒有聽取的意願。甚至當我要求查證證據時，法官想也不想就拒絕了。對於法官嗣後詢問訴訟雙方有無證據需要調查時，我站起來說：「反正你要判輸了，還有什麼好問的！」說完隨即走人。
當場，其他律師及當事人都有點嚇一跳，但我並不純然是發脾氣，更非有勇無謀，而是當面對這樣的法官時，不能輕易退讓，在評估損失已不可能擴大的情況下，我才製造如此「衝突」，以提醒法官「不要太過分」。這是在評估確認已是最惡劣的情況下，所做的非常手段。有時，訴訟法庭上的 「嗆」法官，也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只是它比較極端，非到必要，實不宜過分強調與運用。
在嗆完承辦法官後，原本該案子就要終結，但就在審判長出現的辯論期日，審判長竟做出不同的裁決，要求承審法官另行查明相關事實，且要求對方提出原先我方請求調查的證據。
我必須坦言，沒有人願意「得罪」法官！但身為在野法曹的律師，我這樣的強硬作風，為的是救回一位位因官司而人生陷入低谷的當事人。
作者介紹｜張冀明
台灣大學法學士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蒙耶穌基督揀選與引導，得窺法學與司法之堂奧，藉法律工作知風土民情，憑數十年經驗明察秋毫，筆下文字還原訴訟真貌，口中言語解讀案件徵兆，堅守律師專業與時俱進，引領客戶遠離官司泥。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周出版《律師不會告訴你的事1︰打贏官司的30大心法》（原標題：太電仝清筠案∼與檢調的心戰）
責任編輯／林瑩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