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溝通,是因為渴望被理解!」鄭宜農最新專輯挑戰全台語創作,背後靈感來自童年遺憾

2023-07-04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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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被定義的鄭宜農,無疑是新世代女性的代表人物。(資料照,林子敬攝)

無法被定義的鄭宜農,無疑是新世代女性的代表人物。(資料照,林子敬攝)

說起台語歌,你腦海中浮現的第一段旋律是什麼?許多人對台語歌的印象還停留在爸媽車上、或爺爺奶奶古老的收音機裡最常播放的那幾首,但在剛落幕的34屆金曲獎中,一舉奪得最佳台語女歌手、最佳台語專輯兩項大獎的鄭宜農,憑藉台語創作專輯《水逆》證明:台語歌也可以是最新潮的流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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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逆》是鄭宜農第一次挑戰使用全台語創作的專輯,率先釋出的歌曲〈天已經要光〉、〈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新世紀的女兒〉等等,一改以往台語歌曲常見的風格,充滿實驗性質,卻讓眾人驚艷「原來還有這麼炫的台語歌!太酷了吧!」然而談起台語創作,鄭宜農卻說,自己其實並不會講台語,之所以想做一張台語專輯,最大的原因是想彌補童年的遺憾。

人需要溝通,是因為渴望能被理解

「水逆」意指水星逆行的天文現象,星座學家普遍認為水逆期間容易發生溝通不良的狀況,鄭宜農的新專輯《水逆》首次挑戰使用全台語創作,要傳達的核心概念正是「溝通」,然而她其實不會講台語,更從來不是擅長溝通的人:「從小到大,溝通對我來講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人為什麼要溝通?人溝通的渴望是什麼?這是我想要講的事情,所以我選擇使用一個我並不熟悉、甚至用起來很困難的語言,身體力行地讓大家看到我的創作過程有多艱難,但最後走到一個美好的終點。」

在老一輩的記憶中,講台語是要被罰錢的,而在鄭宜農小時候,社會對台語的偏見也仍然揮之不去:「我小時候上國文課還是會要求學習字正腔圓的中文,在那個時候講話『台灣國語』,或用詞是台語邏輯的小朋友,比如說飲料『套』水,老師就會不爽,更何況有一些小朋友很習慣用台語進行對話,老師會不太高興,甚至會特地找碴,所以很自然地有一個氛圍,只要習慣講台語或講話有台語腔調的小孩,就會被認為可能是不入流、甚至沒水準的,跟現在『8+9』的標籤很像。」

然而不會說台語,反倒讓鄭宜農感到自卑,她坦言,創作這張專輯的初衷,其實源自童年的遺憾:「小時候大家聚在一起,所有親戚小孩都自然而然地跟阿嬤用台語在聊天,很多笑話我都插不上嘴,對他們來講會覺得『妳都不跟我們玩』,但對我來說其實是我想,但沒辦法參與,等到我真的有辦法跟阿嬤用台語對話的時候,阿嬤聽力已經受損了,台語對我來講就是一個這樣的語言,它是抱著遺憾的,現在我努力、很虛心地去把它補足,其實就是因為我想要跟我的家人對話。

身為一個創作者,寫歌是鄭宜農最擅長也最習慣的表達方式,但創作這張專輯的過程卻讓她覺得「我好像不會寫歌詞了」。她解釋,華語的邏輯其實和台語大相逕庭,「華語創作可以使用很多隱喻,一句話就能寫出畫面和要傳達的意思,但台語的隱喻都是俚語,它有點難入我們現在的流行音樂,如果我真的要隱喻,可能要寫十句話去描寫直白的畫面,等於我在寫華語只需要用一句話,台語卻要用一個主副歌。」

「像本來寫到喝采這個詞,我還去查字典,但後來請教台語老師,對方說沒有人會這樣用,這個詞完完全是華語的邏輯,最後這首歌除了英文的部分,整首都改掉了。」鄭宜農笑說,其實自己剛開始改歌詞都會在心裡murmur,『語言是流動的,會隨著時代有更多新的可能,為什麼一定得改?』甚至一度卡關到懷疑自己,但配唱老師何欣穗為她請來1990年代新台語歌運動的推手之一豬頭皮,以及董事長樂團主唱吉董幫忙,絞盡腦汁才交出滿意的作品;「這整張專輯有一半以上的歌都是到錄音之前還在改詞,而且有好幾首歌最後跟一開始長得完全不一樣,但改完後回頭看,真的好險有改,我第一次使用了很多只有台語才能用的詞,像是孤味、痟狂等等,其實是更貼近人心的,這張專輯收到最大、最有趣的評論是很多人說,竟然因為這張全台語專輯,更覺得離鄭宜農比較近了。

鄭宜農形容,「台語是一個黏黏的語言」,當她聽見老人家在用台語交談,聽起來就像綿長的吟唱,「如果可以把這種微妙的感覺結合音樂,它的美就可以引起年輕人共鳴,當年輕人開始傳唱,這件事情就會自然而然的延續下去,這是我的角色可以做的。」透過創作傳承本土文化,鄭宜農說﹔「我使用任何一種文化,包括台語,以及他背後所承載的歷史,甚至是不同地域性的腔調等等,心裡都想著這些東西是很珍貴的,我要很小心、很尊敬的對待,因為傳播出去它將會帶給更多人影響,所以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我覺得重要性在於讓人變得謙卑,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文化面前感到謙卑,這個世界確實就會好滿多的。

鄭宜農專訪。(資料照,林子敬攝)
「 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文化面前感到謙卑,這個世界確實就會好滿多的。」(資料照,林子敬攝)

《水逆》承載了鄭宜農對家人的情感,也紀錄一代台灣人共同的記憶。其中收錄的歌曲〈做風颱〉源自於她兒時對颱風天的印象:「雖然這樣對農民有點抱歉,但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颱風天,當外面風雨交加的時候,大家在黑暗的屋內點一根蠟燭,靜靜地圍著唯一的光源說話,然後吃平常不能吃的泡麵,那個氣氛對我來講很溫暖,尤其聽著外面的風雨聲,反而覺得自己處在一個安心的環境,只有在這種時候,你才會意識到跟家人聚在一起是很珍貴的,而他其實也是在說世界的雜音很多,但我們一起待在屬於我們的地方,我們就可以不用去管外面的雜音,因為此時此刻我跟你一起面對著眼前的燭火。」

而勾起更多人回憶的,其實是〈做風颱〉中宜農奶奶哼唱日語童謠〈桃太郎〉的片段。鄭宜農笑說:「大家聽到的反應都是我阿嬤跟我講過一模一樣的話,或者是我阿嬤也會唱這首歌,所有的阿嬤表達愛的方式其實很相似,都希望你吃飽穿好、乖乖唸書就圓滿了。」

「妳講號做農ㄟ,別人反對『哪會查某囡仔共號做查埔名啦!』(說要把妳取名叫宜農,別人反對,想說怎麼會把女孩子取叫男生名啦!)」宜農奶奶的這段話,也特別被節錄進歌曲當中。她解釋,「這張專輯的脈絡、每一個元素,其實都是圍繞著『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的觀點』,或者『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會遇到的事』」。

<新世紀女兒>的另一種樣貌

2016年初,鄭宜農一段離婚宣言佔據各大媒體版面,她向公眾坦承自己沒辦法愛上男性的身體,「我喜歡的,是女生的身體。」隨後儘管輿論甚囂塵上,她也依舊坦然,看起來勇敢而瀟灑。但事實上,作出決定之前,她度過了長達2年借酒澆愁的日子,而出櫃之後,她更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準備好,陷入了無法與人溝通的「失語」狀態。

我那兩年每天都在酒吧混,每天都去喝酒,因為不知道要怎麼講,其實我是壓抑型的人,明明全世界都發現我有問題,還是只能自己面對酒杯,雖然很難過,但就這樣憋了兩年。」回憶起那些酒精成癮的日子,鄭宜農坦言:「我其實不太理解自己,所以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忍耐,覺得『我不能不行,我要可以』,但最後發現真的沒辦法,才意識到必須講開。」

最後我們一起好好的坐在餐桌前,那時我第一次跟他開口,他就說『我知道啊』,我說『嗯,我知道你知道』,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倒了一杯威士忌來喝。」最後一刻,兩人選擇互相支持,但她還得面對父母:「我其實卡很久都沒有跟爸媽說,直到這個問題已經快浮上檯面了,才不得已告訴他們,我還記得那時候是跟我爸媽在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散一散我突然開口,結果我爸說『我早就知道了』,他們用一句話就講完對我的支持了。」

鄭宜農專訪。(資料照,林子敬攝)
鄭宜農。(資料照,林子敬攝)

「我是到那之後我才開始練習跟自己溝通的,」站在人生最大的轉捩點,鄭宜農獲得親人、愛人的支持,但最終過不了的,竟然是自己那一關:「那時候以為沒人會關注,沒想到竟然炸開來,當時有人邀我受訪,但答應1、2個後就開始覺得不行,因為我其實還在療傷,所以我躲起來,跑去紐約寫了《幹上俱樂部》,回來後以為自己康復了,可是酒喝下去還是出事,只好再把自己關起來,一陣子後又覺得好像可以,結果還是重蹈覆徹,這個輪迴一直持續,我只要碰到要跟人談心的場合就會斷掉,再度進入恐慌或想逃離人群、很混亂的狀態。」

2017年出版的《幹上俱樂部》是鄭宜農成為作家的處女作,描繪的是身邊友人各異的姿態與故事,一直到3年後《孤獨培養皿》問世,鄭宜農才真正有勇氣自剖,直面自己的內心世界。她在《孤獨培養皿》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篇,大概是十分疼愛毛小孩的她,曾經「踹了狗一腳」的故事,而這一腳背後的原因,是小時候的鄭宜農一度遭到同學的排擠和霸凌。

「我整個人生都在溝通受阻,」鄭宜農兒時住在山上,父親忙碌、母親性格安靜,而她又是獨生女,讓她的玩伴只剩下書本和大自然,「這導致我升上國中後無法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因為不知道要怎麼跟其他人交流,我就變得很安靜,所以大家看我越來越不爽,我就變成一個被霸凌的小孩,上廁所會有水潑下來的那種,更慘的是老師還很喜歡我,因為我很乖、成績好,常常被同學罵抓耙仔、婊子之類的,我還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意思,跑回家問我媽,不過爸媽他們其實都不知道我被霸凌,是到近幾年我受訪提到,他們才很驚訝。」

「我以前會在唱片行的角落待一整天都不講話,最後才拿一張唱片問店員『可以試聽嗎?』,但其實我已經在那邊看了一整天別人怎麼試聽CD,我花了一整天在練習。」鄭宜農形容,自己從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角落生物」,連向店員開口問問題都很困難,「結果這樣子的我在19歲被丟上舞台唱歌,第一場演出完下台我就吐了,明明底下只有15個人,而且這15個人裡面還有5個是我認識的,所以我最早開始前面都在演戲,就是因為我活在角色裡面、不用當自己就很自在。」

〈新世紀的女兒〉是收錄在《水逆》的歌曲,同時也是鄭宜農首場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演唱會的名稱,鄭宜農解釋:「這是我到了這個年紀,才終於找到一個比較舒服的姿態,去講絕大多數的女性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都在面對標籤,我們都在面對大家對於女性這個角色的投射,在這個年代好像我們可以活出自己的樣子,可是其實我們還是付出很多代價。

鄭宜農剛出道時總是穿著碎花洋裝、背著吉他自彈自唱,活脫脫的文青女神形象,但那其實是因為旁人希望她符合大眾對於一個「妹子」的期待,讓她大量購入碎花洋裝;後來她組了樂團「猛虎巧克力」,定位是「很酷的辣妹」風格,於是她換上無袖、露一點肚子,染了一頭亮眼的金髮。如此賣力地符合眾人的期望,鄭宜農直言:「這一切都是身為一個女性,面對旁人眼光而作出的回應。為了想要融入某一種群體或者獲得某一種認可,妳就得去符合那個環境想要的女性樣貌,我的成長過程是這樣來的,現在我才終於找到了一個形狀,不用去想大家想看怎麼樣的我,而是我已經知道我怎麼樣最好看了,現在如果我穿露肚子的衣服,那是因為我覺得我的腹肌很讚,而不是想符合誰的想像,所以現在不管被別人稱讚外表或穿著,我都不會再感到困惑和被認可的喜悅,取而代之的是『對啊!我很漂亮,我知道』的泰然自若。」

鄭宜農專訪。(資料照,林子敬攝)
「我們都在面對標籤、面對大家對於女性這個角色的投射,在這個年代好像我們可以活出自己的樣子,可是其實我們還是付出很多代價。」(資料照,林子敬攝)

在這個時代,女性要面對的焦慮不僅僅是結婚生子,更得對自己的每一件衣服、每一寸肌理紋路斤斤計較,在這個傳統框架尚未根除、容貌焦慮風氣又逐漸吹起的當下,一個女性該如何自處?「這是我們接下來都要面對的問題」鄭宜農坦言,「我現在35歲,我很喜歡我的年紀,我覺得我的年紀帶給我很多,30歲比20歲好太多了,可是我的容貌的確會因此慢慢改變,大家會對表演者的外表有一定的期待,所以我也努力維持狀態,運動、保養、吃健康的食物,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愛我的工作,可是我終究還是得面對有一天我會長出魚尾紋,那個時候我的姿態要是什麼?我的商業價值會不會改變?我想做的事情會不會沒辦法做了?當這種時候我會覺得,確實這個世界對於女性是相對不太友善的,男生如果留鬍子會覺得很帥,但當女生長出皺紋,你就會說她老了,這件事還是在這個社會發生,要怎麼樣反轉還需要大家努力。」

不過正如性別平權的核心精神,談女生的故事從來不只是為了女生,更是為了同樣在努力符合社會期待的男性發聲:「有趣的是,這首歌其實也獲得了很多男性的共鳴,他們也覺得自己不被理解的那塊獲得理解了,最後變成一首多元性別的歌,所以我發現,這其實是整個社會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只是大家會用不同的態度去面對跟解決。」最後,鄭宜農笑說:「我希望可以變成一個大平台,這樣講好像有點智障,但我想成為一個舞台,讓所有我覺得很棒的人,他們閃閃發亮的那一刻被發現。我的個性好像不太能為自己努力,如果只為自己我做不太到,也不知道要幹嘛,可是如果今天是為了一個族群或者是他人,我會很有動力。」她笑著說這些話的模樣,隱隱約約與幾年前,在夜幕中站上總統府高台,誠摯且用力地唱「你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樣」的身影重疊了起來。

〈新世紀的女兒〉說的是這樣的一種女性,帶著社會給予的期望去戀愛、去打拚、去付出、去經歷整個生命,卻總在這之中試圖拼湊出真我,儘管摸索的過程不斷為了背負的責任煩惱、為了得到肯定而四處奔走,但她總有一天會真正聽見自己的聲音。身為一名歌手、作家、演員,或是離過婚的女人,甚至是女同志,鄭宜農的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的標籤,卻活出了獨一無二的姿態,「新世紀的女兒」是她,也是我,更是讀到這裡的每一個人。

責任編輯/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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