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達拉斯讀的是一所天主教女子高中——吳蘇樂修會學院。高三那年，我去參觀杜克大學校園，對電腦科學系非常驚豔，當下決定申請進入杜克大學。五年後，我從電腦科學系畢業，還拿了商業碩士學位，我先是在打工過幾個暑假的IBM找到工作，卻放棄，改去一個叫做微軟的小軟體公司上班。我在微軟公司的不同職位待了九年，最後成為資訊產品的總經理。如今我做慈善工作，大多數時間花在尋找如何改善別人生活的方法——我也經常擔心萬一做錯，會害那些人失望。我也是比爾· 蓋茲的妻子，我們在1994年的元旦結婚，育有三個小孩。
這就是我的背景。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更長的故事——關於我如何走進為女性增強權力之路，以及我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別人如何強化了我。
讓比爾蓋茲想要結婚的女人，有什麼樣的魅力？
1995年秋天，比爾和我結婚將近兩年，正當我們出發前往中國旅行之際，我發現自己懷孕了。那趟中國行是我們的大事，比爾在微軟很少休假，而且有其他夫婦跟我們同行，我不想搞砸這個行程，所以考慮在回國之前不告訴比爾我懷孕的事。有一天半的時間，我心想，就隱瞞這個消息吧。然後我發現，不行，我必須告訴他，不然萬一出了差錯怎麼辦？而且基本上，我非說不可，因為這也是他的小孩。
某個早晨上班之前我叫比爾坐下來，告訴他我懷孕的事後，他有兩個反應。他很高興有小孩，然後他說：「妳想過不告訴我？妳在開玩笑吧？」
我沒花多久就冒出了為人父母的第一個餿主意。
我們去了中國，旅程非常美好，幾乎對我的懷孕毫無影響。除了有一次我們在中國西部的古老博物館裡參觀，當館長打開一個古代陶俑的箱子，陳腐的氣味害我衝出門外避免嘔吐——我知道整天、任何時間都可能發生這種事！我的女性朋友看到我跑出去之後立刻咕噥：「梅琳達懷孕了。」
從中國返美途中，比爾和我脫團以便獨處一陣子。在我們某次談話中，比爾很驚訝的聽到我說：「呃，我生小孩之後不會繼續工作。我不回去了。」他嚇呆了。「妳說妳不回去了是什麼意思？」我說：「我們很幸運不需要我的收入養家，所以重點是我們想要如何培養家庭。你的工作不可能減量，但是我看不出自己如何能夠投入時間做好工作， 同時又能顧好家庭。」
我如此坦白的寫出我跟比爾的對話詳情，是想在剛開頭就強調一件事：我剛遭遇身兼職業婦女和母親的問題和挑戰，我也需要一些成長。當時我的個人模式——我不認為那是很刻意的模式——就是夫妻有小孩之後，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老實說，我認為如果女人希望待在家裡是好事，但這應該是個選擇，並非因為別無選擇才這麼做。我不後悔我的決定，即使重來一次也不會改變。不過在當時，我只是假設婦女都會這樣。
其實，我第一次被問到是不是女性主義者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我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我不確定我當時了解女性主義是什麼，那時候我們的女兒珍才剛要滿周歲。
22年後，我成了熱心的女性主義者。對我來說，這很簡單。身為女性主義者相信每個女人都應該能發表意見並發揮她的潛能，而且男女應該一起合作克服障礙，終結一直拖累女性的偏見。
不過，即使在十年前，這也不是我能充滿信心說出來的話。我是在多年聆聽女性——經常是辛苦至極的女性心聲之後才培養出來的信念，她們的故事教會了我什麼導致不平等，以及人類該如何發展長才。
這些洞察都是我後來才養成的。1996年當時，我只是透過自己所知的性別角色觀點看待一切，我告訴比爾：「我不回去了。」
這讓比爾一時難以應付。我在微軟公司工作是我們共同生活的一大部分，比爾在一九七五年與友人共同創立公司，我則在1987年進入微軟，是第一批MBA碩士中唯一的女性。我們在一場公司活動中認識，我為了微軟到紐約，我的室友（當時我們為了省錢同住）叫我去參加一場我不知情的晚宴。我遲到了，只剩一張桌子有空位，是並肩的兩個座位，我坐到其中一個；幾分鐘後，比爾出現，坐到我旁邊。
那晚我們邊吃邊聊，我察覺他對我有興趣，但我跟他失聯了一陣子。後來某個週六下午我們在公司停車場巧遇，他開始聊天，邀我兩星期後的週五跟他出去。我笑說：「這對我不夠隨興，等接近那個日子再問我。」並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兩小時後，他打來我家邀我當晚出去。「這樣夠隨興了吧？」他問。
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共通點：我們都愛猜謎，也都喜歡競爭，所以我們經常比賽猜謎或玩數學遊戲。我想我在數學遊戲打敗他之後就令他著迷，我們第一次玩Clue 猜謎（這種桌上遊戲要猜出誰在哪個房間，用什麼武器犯下謀殺案），我又贏了之後，他更迷上了。他鼓勵我讀他最愛的小說《大亨小傳》，但其實我已經看過兩次了，或許這時他知道遇上對手了。也許他會說我是戀愛的對象，我看到他的音樂收藏後也知道我遇上對象了——他有很多法蘭克．辛納屈和狄翁．渥維克的歌。我們訂婚時，有人問比爾：「梅琳達給你的感受是什麼？」他回答：「真神奇，她讓我想要結婚。」
懷孕後，梅琳達轉當全職太太，成為比爾身後最強後盾
比爾和我對軟體的力量與重要性也有共同的信念。我們知道為個人電腦寫軟體會帶給每個人具備機構等級的計算力，電腦民主化也會改變世界。所以我們每天待在微軟才會這麼興奮——高速狂飆的建造軟體。
但關於小孩的對話卻凸顯出我們一起在微軟工作的日子要結束了——即使小孩長大一點後，我也很可能不會再回去。我懷孕之前曾經為這件事掙扎了一陣子，也跟女性朋友與同事討論過，但懷了珍之後，我就下定決心。比爾沒有想要勸我打消念頭，他只是一直問：「真的嗎？！」
隨著珍的預產期逼近，比爾開始問我：「那妳以後要做什麼？」我很熱愛工作，他無法想像我放棄人生的這一塊。他預期珍一出生之後我會另起爐灶。
他沒有猜錯。我很快就開始尋找適當的創意出口，我離開微軟後最熱心的志業是如何讓老幼女性都親近科技，因為科技在高中、大學和之後都對我的貢獻良多。
我在吳蘇樂學院的老師教我們社會公義的價值，在課業上鞭策我們，但是校方並未克服當年盛行、現在也很顯著的性別偏見。學院附近有一所天主教的耶穌會達拉斯男子高中，兩校被視為兄弟姊妹校。我們女生要去耶穌會上微積分和物理課，男生則要過來上打字課。
在我高三的學年開始之前，數學老師鮑爾太太在奧斯汀的一場數學研討會上看到AppleII+，回到學校後她說：「我們必須幫女生弄些電腦來。」校長瑞秋修女問：「如果沒人會用，我們該怎麼辦？」鮑爾太太回答：「只要妳買了，我會去學怎麼教她們。」 於是學校擠出預算採購第一批個人電腦——五台，要給全校六百個女生用，加上一台感熱印表機。
鮑爾太太自掏腰包，利用晚上閒暇時間開車到北德州州立大學去研讀電腦科學，以便上午在學校教我們。最後她拿到碩士學位，我們也學得很開心。我們寫程式來解數學難題，把數字轉化成不同的基礎，還創造了原始的動畫圖像。在某個計畫中，我寫程式讓一個方形笑臉搭配迪士尼歌曲《小小世界妙妙妙》在螢幕上跑來跑去。很粗淺，當時電腦繪圖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我不曉得那很粗淺。我很自豪！
因為運氣和勇敢說出「我們必須幫女生弄些電腦來」的好老師的信念，我得知我喜愛電腦。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女性科技鼓吹者，接下來幾年會讓我發現我們還需要更多。我的大學生活就是跟男生一起寫程式，跟我一起進微軟的同批MBA全是男性。我去微軟應徵面試時，只有一位經理是女性。我覺得這樣不太對勁。
我希望女性也能分享這些機會，在珍出生後不久這變成了我參與的第一個慈善工作的焦點。我想，讓女孩接觸電腦的最明顯辦法就是跟當地學校的人合作，幫忙把電腦引進公立學校。我深入參與了幾所學校，讓他們學校電腦化。但是我越投入，就越發現設法在全美每所學校安裝電腦以拓展普及率是很昂貴的事情。
比爾熱衷相信科技應該讓人人共享，當時微軟在進行一個小規模計畫，捐贈電腦給圖書館，讓民眾接觸網際網路。微軟完成該計畫之後，他們安排會議向比爾展示成果， 他跟我說：「欸，妳也該來聽聽看，這件事我們都可能有興趣。」我們聽完數據之後， 比爾和我互相討論：「哇，或許我們該把這計畫推展到全美國。你想呢？」
當時我們的基金會只有一筆小錢和一個想法。我們相信所有生命是等值的，但我們發現現實世界並非如此，貧窮和疾病在某些地方特別嚴重。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基金會克服那些不平等，但是沒人可以帶領。我無法主持，因為家中有幼兒，沒辦法回到全職工作的生活型態。不過那時候，比爾和我都很尊重與欣賞的微軟高階女主管派蒂．史東席佛（Patty Stonesifer）正好要離職，我們大膽的在她的告別派對上找上她，問她要不要主持這個計畫。她說好，成為基金會的第一個員工，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小辦公室裡無償工作。
我們的慈善工作就是這麼起步的。我在家帶珍的時候還能有時間參與，因為直到珍三歲時我們才又生了兒子羅瑞。
當我回顧時，我發現我在早年面對一個形塑人生的問題：「妳想要有事業還是當個全職在家的媽媽？」我的答案是「好！」先拚事業，然後當個居家媽媽，然後混合兩者， 最後回到事業。我有機會擁有兩種事業和夢幻家庭——因為我們的處境很幸運，不需要我也去賺錢，分攤家用。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它的實際重要性多年以後我才領悟，幸虧我有小藥丸的幫助，讓我能安排與隔開懷孕的時間。
我想，這有點諷刺，比爾和我後來開始尋找讓世界變得不一樣的方法時，我從未感受到我們支援全世界貧民的努力，和我用來安排家庭生活的避孕用品之間居然有明顯關聯。家庭計畫是我們早年捐贈主題之一，但我們對其價值的理解很狹隘，我也不曉得那將是帶我進入公眾生活的志業。
不過，當然，我了解避孕藥對我自己家庭的價值。我直到在微軟工作了將近十年， 比爾和我準備好了才懷孕，這一點並非意外。羅瑞比珍晚三年出生，小女兒菲比又比羅瑞晚三年出生，這都是我們的計畫，那是我和比爾決定這麼做的。當然，也有運氣的成分。我很幸運能在我想要的時候懷孕，但我不想要的時候也有能力不懷孕，讓我們能擁有我們想要的生活方式與家庭。
比爾蓋茲接送小孩、分攤家事，只為減輕妻子負擔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不承認無薪工作是工作，也不承認某些工作是「女人家的事」 是種偏見，或低估這類工作價值的偏見，或男女分擔不平等的偏見。多年來，經濟學家評估家庭農場的生產力時，他們測量在農地上工作者的時數，但他們不計入女性用在做飯、打掃、照顧，讓農場工人能有生產力的時數，就連很老練的分析者很多年來都忽略這些工作。他們不是根本沒看到，就是覺得不重要，心想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嘛——女性總有這些額外負擔，像是生小孩。
經濟學家未能認清無薪工作的程度，隨著更多女性進入正式勞動力而更加荒謬。女性得付出一整天工作，等她完成有薪工作之後，還要幫小孩寫作業，在客廳吸地板，洗衣服，做晚餐，哄小孩睡覺——大量的工作完全不受注意也不算數。有位叫瑪麗蓮．沃林（Marilyn Waring）的經濟學家了解這種深度偏見，開始尋找改變的辦法。一九七五年， 她年僅二十三歲就當選紐西蘭國會議員，也懂得身為職業婦女被制定規則的男人忽視的感受。她去找關於女性無薪工作的研究報告時，她找不到。她請一位男性經濟學家幫忙， 他說：「喔，瑪麗蓮，這個題目沒有明確的研究。妳知道得夠多了，不然妳來寫吧。」
於是沃林跑遍全世界研究無薪工作——她計算出如果按照市價雇用工人做女人的那些無薪工作，無薪工作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部門。但長久以來經濟學家不把這些視為工作。
沃林是這麼說的：在市場上，你要花錢照顧小孩；你生火要付瓦斯費；你把穀物做成食品要付錢給工廠；你開水龍頭要付水費；你在餐廳吃飯要花錢；你去洗衣店洗衣服要花錢；但如果女人都自己來——照顧小孩、砍柴、研磨穀物、打水、做飯和洗衣服——沒人付錢給她，根本沒人在意，因為那是「家事」，而且「免費」。
沃林在一九八八年發表了《如果女人算數：新女性經濟》（If Women Counted : A New Feminist Economics）一書。如同美國經濟學家茱莉．尼爾遜（Julie Nelson）所說：「瑪麗蓮．沃林的作品喚醒了民眾。」
1985年，聯合國曾做出決議，要求各國在2000年之前開始計算女性的無薪勞動。沃林出書之後，他們又把期限提前到一九九五年。
1991年，美國國會的某女性議員推動法案，想要規定勞工統計局在時間分配普
查中計算家事、子女照顧等等無薪工作，但法案沒通過（當時女性國會議員只占6％）。1993年捲土重來，1995年又一次，可惜每次都被打回票。
如同沃林寫道，「男人不會輕易放棄半數世界人口幾乎毫無報酬工作的體制」，尤其男人承認「正因為那一半的人工作報酬極少，可能沒有多餘力氣去爭取任何東西」。
最後在2003年，勞工統計局開始進行測量家事與育兒時數的全國時間分配普查。結果顯示，男人有較多時間從事電玩與運動等休閒活動，而女人不只無薪工作較多，整體工作量也較多。
認知這個問題促使有些人想設法修正。沃林出書之後，經濟學家黛安·艾爾遜（Diane Elson）想出了三段式框架來縮減男女花在無薪工作的時間落差。她稱之為三R ：承認（recognize），減少（reduce），重分配（redistribute）。
艾爾遜說我們必須從承認無薪工作開始，所以我們才要政府計算女性花在無薪工作的時數。然後我們可以用自動爐、洗衣機或改良式集乳器等科技減少女性被無薪工作占據的時間。最後，我們可以重新分配無法減少的工作，讓男女更公平的分攤工作。
思考無薪工作的概念，塑造我看待家中事務的方式。老實說——我養小孩和管理家務事都享有很棒的長期協助。我不了解其他必須平衡工作與家事的夫婦他們的掙扎，我無法代他們說話，我也永遠不會把我跟他們的狀況相提並論。但我在自己家裡就看到無薪工作的不平衡——我真的看到了！養小孩可是很花工夫的：送他們上學，看醫生，練習運動和戲劇課，監督寫作業，一起吃飯，在生日派對、婚禮和畢業典禮跟家人朋友保持聯絡。那很花時間，在不同的時間點，我常精疲力盡的找比爾說：「救命啊！」
2001年秋天，珍開始上幼稚園時，我們找到了對她來說最理想的學校，但是在三、四十分鐘車程外還要過橋，我知道我得每天往返住家和學校兩次。當我向比爾抱怨我會在車程花很多時間，他說：「我可以分攤一些。」我說：「真的嗎？你可以？」「當然，」他說：「這樣我就有時間跟珍說話了。」
於是比爾開始接送小孩。他出門，把珍送到學校，折返，回程路過我們家社區再去微軟上班，他每週負責兩次。大約過了三週，輪到我負責接送的日子，我發現很多爸爸送小孩子進教室，所以我找上一位媽媽聊天問：「嗨，怎麼回事？這裡有好多爸爸。」 她說：「我們看到比爾接送小孩之後，回家都跟我們老公說，『人家比爾．蓋茲接送他的小孩上學耶！你應該也可以』。」
幾年之後，某天晚上，我又是晚餐後留在廚房的最後一人，為全家五口收拾善後， 我一時發飆宣布：「在媽媽離開廚房之前誰也不許走。」當媽媽的並不表示我必須在其他人走掉時收拾廚房，比爾支持這一點——即使我必須讓他有空間自願洗碗，因為小孩可能洗不乾淨。
如果我嘗試探測讀者讀到這裡時的想法，我擔心某些人可能在想，喔，糟糕！養尊處優的貴婦厭倦了孤伶伶的留在廚房裡，但她不必在日出前起床，她的小孩不必搭公車，她的育兒支援很可靠，她有願意接送小孩、洗碗盤的伴侶。我懂，我懂。我描述自己的情況不是因為它有問題，而是因為那是我看問題的制高點。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適應方式，所有家庭都需使用不同的協助去管理育兒與管家的工作。所以2018年夏季，我跟我資助的研究人員見面，請他們進入全美十個社區， 去研究各個家庭如何應付他們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們用什麼方式節省勞力，他們如何劃分工作，公共政策如何幫助他們，收入如何影響他們照顧家人的方式？
研究人員談論他們工作的方式讓我很感動。照顧是一種人性——照顧小孩或老邁雙親應該是愛心的表現，這提供我們人生中一些最有意義的時刻。但假設女人必須扛起所有工作，那麼應該是開心的照顧就會變成負擔，應該分攤的工作變成劃分界限。我希望這項研究能讓我們看清楚美國人所做的妥協，是什麼促使某些人放棄收入去養小孩與持家？什麼促使某些人在家工作，某些人出外工作？這些決定中潛藏著什麼性別偏見？探索這些問題可能帶來一些公共政策與市場性方法幫助人們應付顧家的責任——讓我們都能多做些讓人生有意義的事。
女兒出生後，曾一度讓她覺得婚姻走到了盡頭
無薪工作的性別不平衡對我而言是很迫切的主題，一部分是因為這團結許多婦女的共同負擔，但也因為不平衡的原因根深蒂固到無法技術性的修補、解決，你必須重新協商兩性關係。對我而言，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問題了：你們的關係中有沒有愛、尊重、互惠和團隊精神、歸屬、相互成長的感覺？我相信我們都會用某種方式自問自答這一題——因為我認為這是人生最大的盼望之一。
幾年前，我跟朋友艾美．尼爾遜（Emmy Neilson）談到人生、婚姻，和我在家庭與工作面臨的一些困難。艾美是我畢生密友之一， 她丈夫是我在微軟的好友約翰．尼爾遜（John Neilson）。她跟約翰也是比爾跟我的夫婦密友，直到約翰三十七歲時死於癌症，艾美跟我從此變得更加親密。我跟她分享一些嫁給比爾之後的困難，例如即使是我們合作的計畫，有時候我覺得被隱形。她說：「梅琳達， 妳嫁給一個音量很大的人啊。」
那對我而言是當頭棒喝，後來我很感激她，因為這給了我新的觀點。我一直想要好像在比爾身邊說話一樣找到我的聲音——但那樣可能很難被聽見。
讓比爾為我們夫婦發言對我其實比較輕鬆。但如果我讓他代言，那麼有些重要的事情會沒人說，我也不會質疑自己或他。我想找到自己的聲音，我想要平等的關係，這兩者是連動的，所以我必須想清楚跟一個習慣當老大的男人在一起要怎麼做到。顯然我會事事跟比爾平等，他對我也一樣，但是我能擁有平等的夥伴關係嗎？比爾會想要平等的夥伴關係嗎？對他會有什麼影響？
上述是我結婚初期經常糾結的一些問題，我希望跟讀者分享一些比爾和我如何走向平等夥伴關係的故事和回憶——這終究是每次討論無薪工作的隱性主題。
珍剛出生時，我感覺在婚姻中很孤單。當時比爾是微軟執行長，應該是他投入工作的巔峰。他忙翻了，每個人都要找他，我心想，好吧，或許他理論上想要小孩，但現實中不是。我們沒有以夫婦的身分前進，沒有試著想清楚我們的價值觀是什麼，要怎麼教給小孩。所以我覺得我必須自己思考很多事情。
先前，我們搬進了訂婚後我挑選的、小家庭規模的漂亮房子，當時他沒反對。但一年半後我們搬進比爾單身時期就開始蓋的大房子。我並沒有很想搬進那棟房子，其實， 我不覺得比爾跟我想要的東西是一致的，但我們沒什麼時間討論，所以過程中，我想我發生了自我危機。我在這段婚姻中想成為怎樣的人？這促使我思考以前的我如何、我想要做什麼。我不再是電腦公司的主管，我是家有幼兒、丈夫又經常忙碌出差的媽媽，我們搬進了大房子，我不知道有誰會想到我，因為那棟房子不像我。
那是我開始漫長的往平等夥伴關係努力時的處境。從那之後的二十年左右，我們大有進展，顯然我們都想要平等夥伴關係，長期下來我們也採取了必要的步驟。
比爾在訪談中常說，他做的一切事情總是有搭檔。沒錯，但他未必總是有平等搭檔。他必須學習如何平等，而我必須學習如何努力變得平等。我們必須想清楚誰擅長什麼， 然後確保各自去做，對於不擅長的事情別太過互相挑戰。但我們也必須想清楚，在我們都有自信而且理念相反的領域要怎麼做。那不是我們能逃避的事，因為我們要一起做每個重大決定，如果我們不能學會透過傾聽和尊重處理重大歧異，那麼連小歧異都會變大。
培養平等夥伴關係對我們最有幫助的一步，是發生在2002年我們么女菲比出生之後。我在基金會幕後工作而且很滿足，比起我，比爾較少參與基金會的日常工作—— 他仍在微軟全職上班。但他一露面，記者們會問他基金會的問題，所以他成為基金會的代言人，媒體也開始口頭和書面上稱之為「比爾的基金會」。雖然這並不正確，我們對它的想法也不是那樣，但是因為他公開談論基金會而我沒有，才會變成這樣。於是比爾和我討論之後，決定我應該以共同創辦人兼共同董事長的身分走到幕前，因為我們希望民眾知道是我們兩人共同設定策略與實際工作。這樣的決定讓我們走上了平等搭檔之路。
比爾和我很早就面臨第二個決定，它強化了我們的夥伴關係並且持續受益至今。我們開始雇用基金會員工，有些人說：「看，梅琳達花在教育和圖書館的時間比較多，在西北部太平洋岸工作，而比爾逐漸傾向全球衛生事務，那他們何不分割角色——比爾管全球衛生，梅琳達管教育和國內的計畫？」
我們夫婦討論過這個選項，但我們不同意這麼做。回想起來，如果我們分割角色會是巨大的損失，因為現在我們分攤一切。無論我們學到、讀到、看到什麼，我們會互相分享；但如果我們分割角色，我們會在不同的世界裡工作，兩個世界會很難重疊。或許我們的地位平等，但不會是平等的夥伴關係，那會比較像是各玩各的：我不插手你的事， 你也別管我。這是另一個支撐我們走向平等夥伴關係的決定。
原生家庭真的會影響孩子未來的婚姻觀念
我認為婚姻可以成長與進化的觀念，最大的支持或許來自家父，他是我認為男人應如何經營婚姻的模範。
他和我媽還年輕時，我爸接到一位朋友打電話來說：「你和伊蓮（我媽！）一定要去Marriage Encounter 過個週末。相信我，去就對了，我們會幫你們照顧小孩。」他朋友也是天主教徒，剛參加完教會贊助的溝通與婚姻研習營回來，樂不可支。我爸被說服了， 於是他找我媽商量，她欣然同意。她當然會同意了，我媽相信婚姻，相信靜修，也相信教會，所以她自然想去參加教會贊助的婚姻研習營。
我媽多年來比任何人更能形塑與啟發我的心靈生活。她每週去五次彌撒，她看書，參加緘默靜修，也開放又好奇的探索心靈觀念，而且向來鼓勵我跟著做。所以我媽願意跟我爸去婚姻研習營對我不是新聞，新鮮的是我爸也很高興的跟她去。他們離開了一個週末，回家後變得更親密了，說那是他們一起做過最棒的事。這個故事給我的啟示是，男人可以打電話給另一個男人分享如何改善婚姻的忠告——男人也可以扮演婚姻守護者與支持者的角色。
所以我結婚時，期待比爾也能扮演強化婚姻方面的角色，我很幸運，他的父親也是好模範。比爾的爸爸向來堅定信仰女性平等，認識他的人很容易看出來，但幾年前我們發現更多證據。老比爾曾經參加一個口述歷史計畫，歷史學家給比爾看過一份老比爾退伍回大學之後寫的學術論文。論文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老比爾剛過二十一歲生日，裡面有這樣一段：「蓋茲國度最傑出的觀念就是女性享有男性所有的權利的完美狀態。女性會跟男性一樣普遍出現在各行各業，男性也會接受女性進入這些領域是很正常的事，而非異常事件。」
以上可以瞥見這位幫忙養大我丈夫的男人的觀點。（這幾年我都驕傲的說我養了個女性主義者兒子——或許跟他祖父的關係比較大。）比爾也從家中有堅強活躍的女性而受益。在他家裡，母親有很大的發言權。他雙親都為父親的事業工作，但兩人也都支持他母親從事公共服務工作，因此瑪麗．麥斯威爾． 蓋茲在她的母校華盛頓大學的董事會服務。其實在學期間，她就認識了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老比爾，早先他們還不太熟的時候，瑪麗要求老比爾支持她競選學生會會長，他卻說他要支持另一個候選人！（不過幸好，最後他做了正確的選擇。）
身為華盛頓大學董事會成員，瑪麗帶頭努力減少校方在南非的持股。她也在幾家企業董事會服務，當時很少女性這麼做。她是進入華盛頓第一州際銀行董事會的第一位女性，也是全美聯合勸募組織執行委員會的第一位女性主席。
瑪麗以不同職位在聯合勸募服務了很多年。比爾的青少年時期，瑪麗在分配委員會， 她和比爾會針對分配策略進行長時間的餐桌討論。她為他上了慈善工作的入門課，然後勸說他在微軟發起第一次聯合勸募活動。比爾和我結婚時，他母親罹癌病重，在我的新娘午宴中大聲朗讀她寫給我的信，她的結尾句是「獲得很多、備受期待的人們敬上」。她對比爾很有影響力，他也很崇拜她。
比爾的祖母也幫忙養育他，她也是華盛頓大學校友，在很少女性打籃球的時代就開始打籃球。所以比爾出自一個堅強、聰明又成功婦女們組成的家庭。在家裡陪伴你童年的印象對一個人的成長很有影響。
他父母給我們的結婚禮物是兩隻鳥一起膽怯的專注眺望遠方的雕像，對我來說，很能說明比爾童年家庭的價值觀。我把雕像放在大門邊，因為我很喜歡。它對我代表了夫婦一起展望未來的單一焦點。
所以我認為比爾會想要平等的夥伴關係，因為他在家的成長過程就是這樣。另外還有一個理由：他很積極學習，喜歡被挑戰。當兩個人互相挑戰又互相學習，有平等化的效果。我常跟比爾談到我對牛步到令人抓狂的改變感到很挫折。他很擅長觀察大局中的事件，在歷史、科學和機構的脈絡中規劃改變，而我會教他壓抑脾氣的方法。
2016年，比爾參加加州理工學院的活動，主持人問他：「你管理公司、跟人合作的方式還有在進化嗎？」比爾說：「呃，我希望有。我太緊繃時我太太會給我許多意見。你知道的，有時可能不夠緊繃，有時可能太緊繃。我很少犯不夠緊繃的錯誤。我在等有一天她告訴我，『欸，你今天太友善了。別這樣。你讓那些人逃過一劫，他們在浪費我們的錢，你該開口說話的。』我可能會在那種狀態至少找一組資料點來調整情緒。」
比爾傾向平等夥伴關係的一大部分理由，是這樣生活有趣得多又有挑戰性。不過到頭來，我想比爾天生適合平等夥伴關係是因為這符合他最深層的價值觀。我們共事初期， 就發現我們的慈善事業有個潛在精神：前提是所有生命價值平等。它推動了一切，這個原則對我具體——不是抽象觀念，而是我們世界觀的誠實表現——的理由之一，就是目睹別人的苦難可能使比爾落淚。
比爾的柔軟面可能令很多人驚訝，尤其是見過比爾競爭、戰鬥的人。那是真的，比爾有那些特質，但他也有相反的特質。他可以柔軟，可以溫和，可以非常貼心。
擁有巨大財富可能令人很混亂，它可能膨脹和扭曲你的自我感覺——尤其當你相信金錢代表貢獻的話。但比爾是我認識最腳踏實地的人之一，因為他清楚了解自己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
比爾為了成功，工作超拚命，承擔風險，做出犧牲。但他一向了解成功還有另一個成分，就是運氣——絕對強大的運氣。你什麼時候出生的？你父母是誰？你在哪裡長大？ 你有過什麼機會？那都不是我們爭取來的，是別人給的。
運氣在他人生中的角色，不只是他私下向我承認的東西。當作家麥坎．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問比爾為什麼成功時，他也是這麼說的。比爾說：「我想我年輕時比那個時代的其他人更常接觸軟體研發，我成功只是因為遇上幸運得出奇的一連串事件。」
所以比爾是有幽默感的。雖然不是隨時——我可以給你很多相反例證，但這是他的成長道路。回顧人生跟最深層的自我連結時，他知道他不特殊；他知道特殊的是他的環境——了解這點的人就能看穿階級，推崇平等，表現溫柔的內心。
如果比爾被我影響，是因為我對生命、軟體、群眾、謎題和作家費茲傑羅的熱情； 我被他影響，則是因為我了解他柔軟溫和、起初隱匿但明顯慢慢浮現的內心——那個人會因為某些生命被視為不值得拯救而生氣。如果你自認比別人優越，是無法奉獻人生在所有人命等值的原則上的。在比爾的心裡，他完全沒這麼想過，那是我最喜愛他的特質之一。
作者介紹｜梅琳達·法蘭琪·蓋茲 （Melinda French Gates）
慈善家、商人、全球女權的鼓吹者。
身為比爾與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共同主席，梅琳達負責設定這個世界最大慈善機構的方向與優先事項。她也創立了樞紐創投公司（Pivotal Ventures），致力於從美國的婦女與家庭帶動整體社會進步。
梅琳達在德州達拉斯長大，具有杜克大學電腦科學學士與福夸商學院的MBA學位。梅琳達職涯前十年在微軟開發多媒體產品，之後離開公司專注在家庭與慈善工作。她與丈夫比爾．蓋茲現居華盛頓州西雅圖，育有三個小孩珍、羅瑞和菲比。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流出版《提升的時刻》
責任編輯／林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