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老快速成長
導致全球性孤獨的一個現代趨勢，看起來似乎是個好消息：年老人口的人數來到史上新高，人們的壽命愈來愈長。有誰不想活久一點呢？不過，就和科技與行動力的不斷提升一樣，這個趨勢也可能帶來好壞參半的結果。壽命的延長會帶來健康上的挑戰，同時使我們失去一些東西。現今世界上最長壽的人不僅活得比伴侶、朋友和其他摰愛之人更久，甚至活得比自己的孩子還要久。許多人失去身體上的一些能力，還有許多人活在相對與世隔絕的狀態中。
在快速現代化的國家（像是中國和韓國），這個問題會顯得格外尖銳，因為流動人口往往把家裡的長輩留在家鄉。這些社會傳統上以尊重與敬意對待長輩。這些長輩在多個世代組成的大家庭裡，位居最高的地位，將智慧與人生經驗傳承給下一代，並且和年輕世代一起生活，沒有隔閡。然而， 原本期待得到這種尊敬與照顧的長輩，突然被到城市討生活的孩子留在家鄉，這可能會使他們覺得自己遭到拋棄與背叛，並因此陷入絕望。在南韓，從1990 到2009 年，年長者自殺率上升了五倍，在2017 年，南韓的年長者自殺率仍位居工業化國家之首。在台灣，年長者的自殺率是其他年齡層的兩倍。在中國，自1990 年代以來，都市年長者的自殺率上升了一倍以上。
西方的年長者比較習慣獨居。然而，當他們需要協助時，往往會覺得丟臉與難以啟齒。他們的家人可能因為沒有照顧長輩的習慣，而沒有提供他們協助。隨著上個世紀的嬰兒潮年紀漸長，社會服務也要開始解決這個愈來愈迫切的需求。在美國，嬰兒潮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最早一批人在2011 年達到退休年齡。社會服務能否取代過去的大家庭對長輩的照顧，以及長輩對晚輩的教導，令人存疑。
長輩能為家人指引方向，提醒他們家族過去有哪些歷史、傳統與儀式，這將有助於晚輩獲得歸屬感與身分認同。然而，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住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裡。當年長者的年紀愈來愈大，同輩逐漸凋零，他們陷入孤獨的風險終將慢慢浮現。
自從老伴過世之後，安妮也開始與孤獨奮戰，就和許多同年齡的人一樣。安妮的丈夫在兩年前過世。現在，她一個人住在普通的郊區住宅裡，那個房子是他們夫妻倆把三個兒子養大的地方。安妮的個子很嬌小，人瘦瘦的，一頭白髮剪成了時尚的短髮。她已經八十八歲，但腿力仍然很好。她住在加州灣區，經常自家附近的步道健走，而且出門都是自己開車。雖然語帶保留，但她很喜歡談起丈夫詹姆斯的事，以及他們兩人如何把兒子帶大的往事。
此外，她和詹姆斯一直維持活躍、健康的生活，而且深愛彼此，這有助於她一直處於良好的狀況。他們在1956 年結婚，感情一直很好。安妮很珍惜他們對彼此的扶持。「那就像是，不論發生什麼事，有個人會永遠在背後支持你。」
詹姆斯退休之後，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相處。詹姆斯開始學畫畫，他們夫妻倆都很喜歡兒子帶孫子回家玩。他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
然而，隨著年紀愈來愈大，許多朋友被癌症或心臟病擊倒，他們的社交網絡逐漸縮小。2012 年，詹姆斯的健康開始出狀況，覺得胸悶和體力衰退。有一次跌倒之後，詹姆斯開始需要長期的照顧，而這些壓力也影響安妮的健康狀況。
最後，他們決定讓詹姆斯住進安養院，讓他得到全天候的照顧。安妮將近六十年不曾獨居，需要一點時間適應。不過，她靠著照顧詹姆斯讓自己保持忙碌。她陪詹姆斯去醫院看診，大多數的日子都陪在他身邊。隨著時間的流逝，有更多老朋友離開人世，安養院的病友也是。在安養院住了兩年之後，詹姆斯也離開了人世，享年八十九歲。
雖然安妮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但詹姆斯的過世還是帶給她很大的衝擊。時間並沒有療癒安妮心中的傷痛。兒子們輪流回家幫忙整理家務和庭院。孫子此時都已經是青少年，他們在時間允許時也會來看安妮。然而，他們的生活被運動、和朋友出去玩，以及調適社會文化和科技的許多變化占滿了。對他們來說，要適應那些變化就像呼吸一樣輕鬆自然。
但對安妮而言，外界的變化愈來愈難以適應，因為年紀真的會改變一切。「這就好像一直以來，你積極預先做好規劃，」她說，「然後你突然不用做計劃了。」覺得自己被冷落了，想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又很困難。
安妮的頭腦還是很靈光，心境也很年輕，但她的低沉聲音隨著年紀變得沙啞。她最近被診斷出乳癌，不過，癌細胞擴散得很慢，暫時還不需要積極治療。她的體力開始衰退， 無法像從前那樣做那麼多事情。她不知道自己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還能維持多久。
「這種感覺有點令人失落，」她說。「哇，死亡一直都在，只不過在過去顯得似乎很遙遠。」一想到她必須獨自面對死亡，她開始覺得孤獨。
蘇菲．安德魯斯（Sophie Andrews）非常了解像安妮這樣的年長者。安德魯斯是「銀線」（Silver Line）的總裁， 「銀線」是為英國年長者服務的電話客服中心，它的座右銘是：「沒有哪個問題大到不能處理，沒有哪個問題小到不必處理，沒有人必須獨自面對一切。」
自2013 年啟用以來，「銀線」接到的電話每個月成長10％，全都是靠使用者的口耳相傳，至今，他們已經接了兩百萬通電話。「孤獨被汙名化得很厲害，」 安德魯斯說。「對許多人來說，我們這裡是他們唯一可以找到傾訴對象的地方。」
但是「銀線」只能幫助打電話進來的人。許多年長者認為，請求協助就等於承認失敗，尤其是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總是對自己的自立自強感到驕傲的人。當年長者擔心自己會被家人視為負擔，擔心要被迫接受新的居住狀況，他們不願意向外求援的情況往往會變得更嚴重。許多年長者因為害怕失去他們珍視的獨立性，而「選擇」默默忍受孤獨。
不過，另一群人卻透過年長人口的增長，找到社會優勢。這個觀念是由一群住在波士頓的年長者在1999 年想出來的。他們向彼此提出一個問題：假如我們一同組成一個支持系統，互相扶持，會怎麼樣？
這就是「村落運動」（Village Movement）的起點。現在，村落運動已經在美國遍地開花，涵蓋超過三百五十個由當地年長者組成的非營利組織。
住在燈塔山（Beacon Hill）的創立者們知道一件事：他們不想從家裡搬到養老院去住。於是他們組成一個會員制社群「燈塔山村落」（Beacon Hill Village），社群的使命是協助彼此「主導自己的生活，創造自己的未來，活出精采的人生」。他們以村落為單位，找幫手來解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挑戰，包括開車送他們去看醫生、到賣場買日用品，以及整理打掃家裡。會員也會互相推薦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員，像是水管工和理財顧問。或許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們定期聚會， 一起從事大家都有興趣的活動，包括工作坊、音樂會和志工活動。
「燈塔山村落」啟發了全美國數百個其他的村落，包括「舊金山村落」。「舊金山村落」根據郵遞區號，形成高度在地化的小型「鄰里圈」（Neighborhood Circles）。這些組織的原則促成了當地鄰里的緊密連結，這在舊金山顯得格外珍貴，因為愈來愈明顯的中產階級化與居民遷徙，使年長者變得更加孤立。
「舊金山村落」的執行長凱特．霍克（Kate Hoepke）告訴我，他們開的課程主要是為了協助會員「適應舊金山今日快速變化的文化與經濟面貌」，使會員不僅彼此連結，也能融入周遭的城市律動。這些課程包括高中生與零工經濟班的指導交換計劃。許多課程是由會員自己組織和主持的，它們建立在互惠文化上，那正是村落精神的核心。
霍克告訴我，「會員可以尋求和給予協助。互惠意味著你們要互相依賴，一同在地老化（age in place）。這種集體需求是促成舊金山村落的社交連結的動力。」
七十一歲的茱蒂．雅各（Judy Jacobs）加入舊金山村落已經好幾年了。她將舊金山村落比擬為年長者的大學。「你投入什麼，就會得到什麼。」
她還記得，她參加了一個腦部健康工作坊。「每個星期上一次課，其中一些女性成員現在已經變成我的好朋友了。我們就像姊妹淘一樣，因為每個星期都會見面。」
雅各發現，最有價值的課程，是那些幫助會員學習如何說出自己的故事的課程，不論是透過寫作、藝術創作，或是說故事。「人們想要說出自己的故事，」她說，「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想要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還是很重要，我們觸及了彼此的人生。」
作者介紹｜維偉克．莫西 Vivek H. Murthy
曾任美國第19任公共衛生署長(Surgeon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也是拜登任命的公共衛生署長。身為「國家醫生」，他致力於保護全美國人的健康，呼龥全民關注重大公共衛生議題，包括鴉片類藥物泛濫、電子菸和情緒健康與福祉。
擔任公職前，他從事疫苗開發與臨床實驗的研究，並創立了幾個組織，聚焦於愛滋病教育、鄉村醫療、醫師倡議，以及臨床實驗優化。莫西在哈佛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再從耶魯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和企管碩士學位，在布萊根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與哈佛醫學院完成內科住院醫師訓練，並任教於哈佛醫學院。莫西和妻子陳次英（ Alice Chen）與兩個孩子現居華盛頓特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