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少性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要素：經濟學的重要性在於人們無法擁有想要的一切，必須在不同的稀少事物之間有所取捨。但在工業革命初期經濟學家也明白，當要探討經濟成長所產生的最大報酬歸哪一個經濟參與者，稀少性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新的技術和企業能提升一個經濟體的總收入，然而收入會流向技術的發明者、企業創辦人、企業聘雇的勞工或其他人，取決於相關人士的相對協商權。最短缺的族群便能掌握強大的協商權—因為其他所有的人必須競相爭取他們的合作。
十九世紀初，幾位活躍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致力於以亞當‧斯密的著作為基礎，鑽研經濟學的法則，馬爾薩斯牧師（Reverend Thomas Malthus）是其中之一。馬爾薩斯的經濟學理論相當悲觀：他相信土地的基本稀少性注定了人類悲慘的命運。依照他的推論，凡是能提升農業產出的任何發現都只會導致人口增加，而不是每人可使用的食物（或收入）增加。
他解釋，隨著愈來愈多人競爭稀少的食物，便會爆發戰爭和疾病，讓人類減少到比較能維持的程度。馬爾薩斯反對英格蘭的濟貧法（Poor Laws）— 那是設計來避免一貧如洗的人死在街頭；他認為，反正窮人注定無望，讓他們活著而能繁殖只是延長與增加痛苦。所幸馬爾薩斯錯了。讓人意外的，農業生產力的成長非常快速，家庭也開始生育較少子女。很慶幸的，馬爾薩斯預言的災難得以避免。
李嘉圖（David Ricardo）與馬爾薩斯大約同時代，他對於土地的稀少性與社會資源分配之間的關係採取較複雜的解讀。一七七二年李嘉圖生於倫敦一個來自葡萄牙的新移民家庭，有十六個兄弟姊妹。他是靠金融致富的，趁著滑鐵盧戰役（Battle of Waterloo）勝利的消息之後英國公債大漲而大撈一筆（一說李嘉圖先風傳英國戰敗的謠言以便將價格壓低）。但他最為人所知的是對早期經濟學的根本貢獻；例如他提出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觀念便很有名，意思是貿易能讓雙方都更好，即使其中一方在每個產業都更有生產力。貿易夥伴各自專門化於自身相對表現最好的活動，然後互相交易，結果會讓雙方共蒙其利。
關於土地稀少性的影響，李嘉圖的見解也同樣重要。他擔憂稀少土地的所有者會吞掉經濟成長的多數或全部利益，導致政治或經濟危機。他觀察在任何社會，人們會先耕種最有生產力的土地—能花最少的力氣產生最多食物的沃土—因為一般村莊的居民都會希望花最少的力氣養活自己。肥沃的田地能以最低成本（人力與資本）提供食物，這表示當市場的食物價格很低，亦即當食物很充裕時，種植這些田地是有利可圖的。
但隨著村莊的人口成長，食物的需求會增加。需求增加便會推升價格，價格上漲會鼓勵地主開始耕種較差的土地：這些土地要花較多的力氣和設備耕種，因此唯有當食物價格相對較高時，地主才能獲利。這個過程可以無限持續：隨著人口增加，食物的需求也增加；需求增加，價格也會上漲，鼓勵農民耕種更多可用的土地。當價格夠高時，採取真正昂貴的生產方法就開始顯得有道理：例如建造防洪堤和大壩與海爭地。
但李嘉圖的最重要見解是這個過程會為多數地主創造極大的意外之財。食物價格會漲到連最貧瘠的耕地—多岩石、養分不足、烏鴉為患、水源欠缺的荒地—都能靠收成賺到錢，足以合理化在那塊地種植。但當價格漲到足以鼓勵人們耕種邊緣土地的程度時，所有的地主都會獲利豐碩。最有生產力的那塊土地的主人繼續以低成本收成豐碩，然後能以很好的利潤賣出，雖則他並沒有做任何事來改善土地的產出或作物的品質。此高生產力田地的主人能獲得那麼好的利潤，是可耕地總體稀少的結果。
李嘉圖認為，在快速成長的經濟，食物供給經常承受壓力，土地是稀少要素。當食物的價格漲到要運用更多的土地耕種作物時，勞工會落得將愈來愈高比例的工資交給地主，地主因而賺得大筆意外之財。
此意外之財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經濟租（rent）。這是一種經濟利益，此利益會歸諸某人，不是因為他做了任何有價值的事，而是因為他剛好掌控人們需要的稀少事物。當土地相對於其他要素愈來愈稀少［或者換一種說法，當其他要素（如勞工）相對於土地變得太多］，此要素便能獲得愈來愈高比例的國家收入，這是因為製造商、裁縫和酒館老闆等等會將賺來的錢花在昂貴的食物上，也就讓地主荷包滿滿。土地形成的瓶頸愈嚴重，食物愈必須漲價以便將邊緣的土地納入耕作，擁有高生產力優質土地的人便能享有更多意外之財。別的地方使用的土地愈差，身為地主愈有利可圖。這是土地的弔詭，生產力的弔詭。
在十九世紀初，李嘉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會為歐洲經濟帶來厄運。他指出，土地的供給是固定的，當時的國家與經濟則在快速成長。農地相對於其他所有的要素不可避免會變得愈來愈稀少，直到地主取得社會的全部收入。社會顯然不會容忍這樣的結果，危機也就無可避免。
但李嘉圖—至少在某些方面—是錯的。從一八七○年（李嘉圖去世約五十年後）到二○○五年，農業生產大幅增加。期間全球人口雖增加為五倍，每人的農業產出仍然增加大約一倍。此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讓食物價格免於失控，食物的支出占總消費的比例大幅下降，農業就業人口與農業占經濟產出價值的比例也下降。
在該期間，土地也不再構成經濟發展的瓶頸；土地失去了經濟裡稀少要素的幸運地位。此一發展一部分導因於世界農地的擴張。隨著世界經濟的成長以及經濟整合，大型糧倉如美國中西部和阿根廷彭巴草原（Pampas）為全球市場增添產出。同時，科學與科技的進步促成資本設備（包括機械化的農業設備）、肥料（透過固氮作用）和種子本身的創新，使得固定的土地能創造的產出大幅增加。
換句話說，科技與全球化聯合起來讓農地變得充裕而非稀少。當土地的生產力大增，價格便下跌。於是，地主的意外之財縮減到近乎零，農業變成只是國民所得帳（national accounts）的一個註解，與工業及服務業放在一起幾乎不值得注意。土地充裕意味著地主少了經濟的協商權。當社會擁有超乎需要的土地，有些富生產力的田地會閒置，抑制了其他地主透過限制生產而以人為方式抬高食物價格的能力。
經濟裡的稀少要素可以吞掉極大比例的收入，全球石油市場提供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二○○○年代，石油的需求快速成長，加上石油的供給相對固定，使得油價大漲。價格飆升為某些政府帶來巨大的意外之財，例如坐擁最富生產力油田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的關鍵稀少性造成財富大移轉，從需要為愛車加油的勞工轉移到石油生產者手中。
但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很快就發揮作用。全球各地的新油田開始生產。新技術如壓裂法，在美國一類地方大幅增加可重複開採的石油供給。隨著石油開採的生產力提高，油價下跌—石油生產者的盈餘減少了，也比較無法透過操縱價格來施展經濟力。
但生產力、稀少性和獲取收入的能力三者之間的重要關聯，不只適用於土地和自然資源，也適用於勞工。
試想像一種情況：多數勞工的生產力都非常高，甚至高到只由一個人負責全社會的勞動，便足以滿足社會上每個人需要的一切。讀者可能以為，這一位勞工會占據經濟最強大的地位，畢竟他提供一切給每個人。但事實上這位勞工幾乎沒有經濟力。如果他以任何方式縮減生產，嘗試從社會其他人身上索取經濟租，那麼第二位最有生產力的勞工可立即介入，奪取整個市場。
再與另一種世界對比：社會上每一個成員都必須努力不懈地工作來滿足社會的需求。假設正在戰爭，工廠必須運用所有的勞工不停歇地運轉，以提供物資給軍隊。當每個人都在工作，甚至包括所有的婦幼，便沒有多餘的人力可以給土地或機器的所有者。如果一位勞工不幹了，工廠老闆必須提高工資直到那位勞工同意回來。因此，經濟力掌握在勞工手中。
這帶給今日的勞工很清楚的啟示。在勞工過多的世界，勞工的經濟力低得可憐。因此勞工會接受愈來愈縮小的收入比例，在重要的經濟決策進行時也愈來愈沒有聲音。
作者介紹│萊恩．艾文 Ryan Avent
《經濟學人》資深編輯及專欄作家，也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共和國》、《大西洋》和《衛報》等刊物的撰稿人。他曾出版《封閉之城》（The Gated City）分析美國城市遷移情況，亦曾擔任勞工統計局的經濟顧問和產業分析師。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商業周刊《二十一世紀工作論：勞工被人工智慧取代，我們的工作、生活與社會將往哪裡去？會變得更糟或是更好？》（原標題：稀少性在經濟史與經濟思想裡的意義）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