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式變形記
這其間的寓意可能是:我們每個人都是生而獨特的,卻自願地/被迫地戴上社會要求我們選擇的面具,成為某種社會可以理解、接受或排斥的人種與階級。然而為什麼我們選擇這樣而非那樣的面具呢?是什麼樣的力量敦促著我們扮演這些角色?從小便對神話與民間故事著迷不已的阿布絲,選擇用神話學的方式了解這個課題。雖然她崛起時被歸類在所謂的「新」紀實攝影(New Documents),但單純地捕捉眼見的、隨機的「真實」從來就不是她的目的,她尋找是事物背後神話式的隱喻,關於凡人變形超越的故事。她的攝影獵相,以及暗房裡變化出來的魔術,將變形後鼓著奇異翅膀、處在真實與虛幻之間的生物永生永世捕捉在膠捲裡。這樣的生物,就是她不得不拍照的理由;而無疑地,就像她自己深信的,除了她以外,沒有人可以捕捉住他們。
她獵捕的技巧,就是與被攝者建立起長期的關係,她時常先造訪一個拍攝對象,卻在許多年後才動手拍攝。她因此得以進入到當時仍潛藏在社會底層的扮裝癖與性異常癖好者家中,拍攝如《在西 20 街家中戴著髮捲的年輕男子》(A Young Man in Curlers at Home on West 20th Street, N.Y.C., 1966)或《施虐女王擁抱她的客戶》(Dominatrix Embracing her Client, N.Y.C., 1970)這樣的照片,被攝者毫無羞恥的凝視挑戰著主流社會(依然)保守的道德觀,綻放出奇特卻驚人的「美」,一如那張謎一般、以維納斯誕生的姿態迎接觀賞者的批判甚至唾棄的《裝扮成女人的裸體男子》(A Naked Man Being a Woman, N.Y.C., 1968)。他們透過扮裝挑戰了僵固與一陳不變的社會框架,保存了科學主義、神蹟消亡的現代社會裡最後的魔法。
旁觀者的哀傷
怪胎是我拍攝了最大量的題材,他們對我來說具有一種恐怖的興奮。大多數的人們非常害怕在人生中有創痛的經驗。怪胎是從那傷痛中誕生的,並且已經通過那創痛,他們在我眼中是貴族。 —黛安‧阿布絲
對阿布絲來說,她攝影作品中的怪胎並不需要我們的同情,也不需要我們為之喝采,他們遠比我們來得高尚、來得自覺。她也不需要像蘇珊‧桑塔那樣,跑到越南為「可憐」的戰爭受害者請命。你可以說她的攝影冷得像刀,說她漠不關心,但事實上只是她對我們的脆弱與平凡太過了然於心,她無法自我欺騙所謂的英雄主義原來不是一種扮裝,她早就透澈了崇高與種種社會推崇的美好情感,往往經不起真正的考驗,永遠帶著假惺惺的臭味。這樣的清醒註定了她永不止息的哀傷,她在她的蒐集本裡塞滿了雖生猶死、雖死猶生的奇特生物,逼著我們看見自己的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