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出身的孩子，最需要學校做到的是「幫助他們發展那些因生活壓力而未能健全發展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了依附與連結，調節壓力，還有自我調節的關鍵能力。」然而在現實世界裡，孩子在課堂與校園裡掙扎衝撞，但許多學校和學校系統只是袖手旁觀，心想：要怎麼教他們守規矩？他們沒看出孩子尚未發展出健康的自我調節機制；他們眼中只有孩子的行為問題。
我們看到孩子或青少年行為不當時，往往出現下列直覺判斷—他們已經理性考慮到行為後果，並且盤算出這些行為的好處大於壞處。於是我們的反應通常是試著升高不當行為的代價，像是加重處罰。但除非孩子是經過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並且選擇行為不當，否則這種處罰毫無意義。
其實，神經生物學研究提供的主要洞見之一是，青少年經常受到情緒、心理，以及荷爾蒙的力量擺布，而非基於理性思考，而出身逆境的孩子更是如此。
當然這也不代表老師就該放過或輕忽教室裡的不良行為。不過這理論的確解釋了，為何嚴厲懲處無法鼓勵不良少年學習，而且長期看來毫無效益；此外還顯示，學校訓導策略如果能少點責罰，多著力在形塑課堂環境，幫助自我調節不足的學生，找到培養能力的工具與意義，那麼成效可能更好。
當前美國大多數學校是依據這樣的紀律理念運作，源自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時人們相信，如果以「零容忍」看待暴力、毒品，和其他不當行為，那麼學校會變得更安全，學習更有效果，於是停學處分急劇增加。
這個趨勢在全美大部分地區依舊持續。2010年，全美公立中學生中，有超過十分之一曾遭到至少一次的停學處分。在特定人口統計類別中，停學率明顯更高。全美的非裔學生被停學的次數是白人學生的三倍。在芝加哥的中學（其停學數據特別完整而且經過詳細分析），住在城裡極貧社區的學生有27％在2013到2014學年度遭到停學，而30％的學生有受虐與疏忽照顧的紀錄。芝加哥的不得入校停學處分有60％是針對不涉及暴力（或暴力威脅）的違規行為；這些行為包括「違抗校內人員、破壞公物、違反學校規定」。
從建立地基的模型來看，這些行為很容易理解—基本上就是不願照著大人說的做。這其實只是個表達方式，不能算是態度不佳，也不算是個性叛逆，而是學生本身的壓力回應調節系統出了問題。
在課堂上頂嘴搗亂，起碼有部分原因來自孩子無能控制衝動，找台階下，也不懂得管理憤怒及其他強烈情緒，這種自我調節的問題，整體來看可以追溯到幼兒期的執行功能發展受損。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禁止入校的停學處分委實很難改善學生自我調節的能力。
研究顯示，這種處分能產生的效果，就是讓學生的學習更加困難，而且會遭到處分的學生本來就已經程度落後了。在芝加哥，GPA（grade point average，學業成績平均點數）落在最低四分位的中學生，遭到停學處分的機率四倍於GPA落在最高四分位的學生。
主張停學處分的人，認為停學對於教室裡的聽話學生有好處，即便停學本身對受處分的學生不利。這套理論認為，除去慣性的麻煩製造者，教室會更平靜也更能促進學習成效。但2014年針對肯塔基一處大城區裡將近一萬七千名學生的研究顯示，恰恰相反。在那些學校，停學數字增加，而從未停學的學生在學期末的數學與閱讀成績也降低了，即便是參考比對了各類人口統計指標後，結果依然不變。
也許嚴厲的紀律規定會帶給這些留校孩子更多壓力與焦慮。也或許老師不隨便祭出停學處分，並且以其他方式約束不守規矩的學生，重整混亂教室，恢復安定與秩序。不論原因為何，即便你明哲保身，但如果你的同學可能遭到停學，這教室氣氛無法促進你的學業進步。
作者介紹｜保羅‧塔夫
長期關注教育、兒童發展、貧窮與社會議題，近年特別重視家庭環境對孩子發展的影響，尤其是有童年負面經驗境的孩子，為此研究領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塔夫為《紐約時報》雜誌特約撰述，固定為公共廣播節目「美國人生」供稿。其文章散見於《紐約客》、《亞特蘭大》、《紳士季刊》、《君子》。他在《紐約時報》雜誌與《哈潑》雜誌擔任編輯，也是「美國人生」製作人，同時是線上雜誌Open Letter的創始編輯。
目前與妻子、兩個兒子定居於紐約蒙托克（Montauk）。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親子天下《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發展正向性格，培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恆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