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十九世紀以後皇帝之所以重視官員的功名與資歷，也與科舉制度的逐步開放，擁有相關資格的官員人數增加有關。尤其是位於統治核心的旗人官員群體，相關趨勢更為明顯。在清代的體制中，旗人向以披甲當差為本務，原不鶩力科舉。清初的皇帝甚至擔憂旗人從事科舉考試，容易荒廢武備，禁令頗多，考試也時罷時舉。但到嘉慶朝以後，因為八旗生計困難，挑差不易，閒散人口增加。這些無法挑差的旗人又不能從商、務農，形成大批的閒置人口，也迫使皇帝不得不開放相關禁令，讓旗人在國家制度允許的範圍內，得有更多自主發展的空間。因此在十九世紀以後，君王的干預減少，宗室旗人與駐防旗人漸次擁有參與考試的資格。擁有科舉功名的候選官員人數因而增加，尤其是位於統治核心的旗人群體，成為清代官僚體制逐漸「文官化」的另一背景因素。
十九世紀清帝國官僚體制的常規化、文官化，雖使皇權獨裁專制的程度相對限縮，但在建立一套清楚、規範化的行政流程，對於國家政務運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同治朝以後，清帝為幼主即位，政柄握於兩宮太后之手，是清朝皇權又一次的重大變革。然而，在祺祥政變以前，兩宮太后可以說是毫無行政經驗的政治素人。她們的教育程度、知識不僅無法比擬接受嚴格皇家教育體制的皇子，甚至遠不及部院堂官或者是軍機處官員。因此她們在掌握權柄之初，該怎麼閱讀、批示臣工奏摺？與官員應對問政？甚至是執行皇權的人事命令，擇任適合的官員？可以想見的是，朝中若無一套規範化的流程，將會是一場災難。然而，十九世紀清帝國體制的常規化，得使不諳政務的兩宮太后可以迅速地上手政務，將清帝國從敗亡的邊緣拉回來，甚至創造出「中興」的政局，顯示出體制運作的可預測性，實為「統治理性」的呈現。換言之，晚清皇權雖然限縮於官僚體制之下，但遺留下的正面政治遺產，恐怕是嘉慶、道光皇帝當初選擇走上制度化時，始料未及的情況。
作者介紹│黃麗君
中山大學歷史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時報出版《重新思考皇帝：從秦始皇到末代皇帝》
責任編輯/潘渝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