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榮村形容，如果一名公務員處理這麼龐雜、複雜、經費有如此巨大的重建業務，沒有一件事被檢調盯上，就算是「公門好修行」多年後難得的福份了。
在重建會的工作結束後，黃榮村又曾擔任教育部長，繼續執行災後學校重建的工作。他侃侃而談說，以前的學校蓋得太隨便，有效期限往往只有40年，許多教室都建成「一字長蛇陣」，甚至是在老校舍上直接加蓋一層的「老背少」，地震一來往往應聲而倒。
九二一後，學校的防震係數被大幅提高，且學校不能只是教育場所，還被當作社區的防災、疏散中心，因此許多校舍都被蓋的特別安全，鋼筋和樑柱特別粗重。重建會也從中歸納出許多簡易的公式，作為後續修繕補強的依據。
如今大多數學校都已完成重建，但許多災區的偏遠小校，迎面而來地卻是更嚴峻的「少子女化」問題。
黃榮村記得，監察院曾要教育部報告，認為九二一重建時就應看到少子女化的現象，部分學校不應重建，但當初如果直接廢校，台灣人肯定無法接受，「窮不能窮教育」的觀念深植人心，黃榮村幽默地說：「社會不太會計較花這個錢，畢竟其他亂花錢的地方也很多。」
人定勝天的工程 大都會出問題
談到亂花錢，黃榮村想起九二一後有許多辯論，墓碑山就是一個例子，有人主張用小飛機噴灑自日本買進的種子包，加速長出植被，有人卻主張相信大自然的自我療癒能力，不要多作無益之事，最後證明後者是對的。
黃榮村認為，類似的辯論也出現在中橫、南橫公路是否要復通，東海岸是不是要新建快速道路等，台灣人屢屢追求「人定勝天」，但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定勝天」的工程，大部分都會出問題，與山爭腳、逢河搭橋，禁不起幾次災難。
環境和建設如何取得平衡，是黃榮村心中的重要課題，他認為關鍵在於，推動任何決策，背後一定要有充足的科學佐證，做好詳細的評估和比較分析。這些事情往往不能求快，而要有一些時間作實驗、與民間做好溝通。
文/陳至中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