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憑權，我們很用功」——這就是人們常聽到的說詞。或許你的確比身旁的其他孩子更用功，但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會不會還有人比你更用功呢？
名校生如溫室花朵備受呵護，有用不完的第二次機會
幾年前，社會科學家琴．安容（Jean Anyon）發表了一篇名為《社會階級與隱藏的功課表》（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的文章。在紐澤西五所小學的問卷調查中，她發現學童們受到的教導是要守住各自的階級地位。
工人階級的孩子會被要求恪守紀律和嚴格服從，專業人士的子女則要發揮其創造力和自我表達，家中經商的學童則會被求以授權、掌控和自制。
大學也會如此。菁英教育努力拉拔你進入上流社會，培訓你面對未來的領袖生活。「當耶魯提供全額基金讓學生去中國研習，補助學生到紐約看百老匯演出的旅費時，」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寫道，「等於宣布這些奢侈享受也是培養寬廣心胸和文化素養的課程之一。事實是，那都是在教我們如何成為富人。」
我將自己和學生們的經驗拿來與一個朋友比對，這才有了更深刻的體會。我這位朋友在克里夫蘭州立大學讀書，一向是拿A，有一次卻因為打工而導致她的報告遲交一小時，結果那學期拿了個D。也許這是個極端的案例，但在耶魯這樣的學校，遲交作業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名校同樣要求學生的上課出勤和準時交作業，但不會太嚴格。學生可以要求延期，老師都會答允，假使學生缺課，教授也不會用扣分來威脅學生。換句話說，在名校的孩子有用不完的二次機會。
另一個無法想像的事情是，我這位朋友找不到上訴的管道。在克里夫蘭州大這樣的地方，學生們要自立自強，搞砸任何事都要自己承擔後果，不會有選課顧問或輔導老師或系主任來幫他們寫信求情，給他們撐腰或收爛攤子。校務行政體系就跟一般官僚體系一樣的冷漠，不會有笑容可掬的經辦員出來接待。
我常看到自己的學生們有機會在課程中與外國政要一同晚餐，拜訪有力的商界人士，但像我朋友那樣的學生就不太可能有這種機會。此外，旅遊津貼、研究經費、獎助學金等特殊資金的撥款額度和種類，也是名校多於他處。我以前任教的系所，每一年要發放幾十筆獎金給大學部的學生，從大一到大四都可以憑論文來爭取；在2009年，單一個系發放給學生的現金就超過十萬美元。
在一般大學裡，學生不會只因為交了作業就能得到A-的成績。分數灌水之最令人震驚，是它膨脹得非常不均等。以50年代為例，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的學業平均分數平均分都在2.5上下，差異很小，但是到了2007年時，公立大學的平均分是3.01，私校卻是3.30，而頂尖名校的分數更達到3.43。只有常春藤這一類的地方才會把A-當成及格分數，而這種基準的設置就像是在說：別擔心，我們會為你撐腰。
諸如克里夫蘭州大這樣的學校，其實是為階級制度或後勤官僚培養中階人才的地方——這一點，我和這些學校的教職員談過，確實如此。那兒的學生們必須適應較嚴苛的條件：幾乎沒有二次機會，沒有延期，沒有後援，較少的發展性，以及從屬和有監督、受控制的生活。名校生面對的條件則是全相反的：有互動，有免費的禮遇，有特權，有管道，以及豁免。擠進這道窄門是非常之困難，可是一旦進去了，幾乎是你想做什麼都可以，無論是課業上的失敗，抄襲作弊之類的操守問題，或甚至肢體上的暴力恫嚇——這三種我都曾聽聞——也未必會讓你被學校開除。
說到這裡，我又要把老同事的話搬出來引用。這位同事本身也是耶魯1957年的校友：
在那個年代，校方對我們的態度來自於公正不阿的評分系統。假如你搞砸某一科，你得個F；假如你搞砸很多科，你就滾蛋。每一屆大約有10%到15%的學生會被刷掉，在拿不到學位的情況下離開耶魯。有個笑話說「看看你左邊的人，再看看你右邊的人；接下來的四年裡，你們三人之中只會有二人留下來」，我們的情況倒不至於如此，但有點這個味道了。總之，我們活在一個特權與責任相伴隨的世界裡。我認同耶魯用這種方式挑戰我們這些學生；那是正確的。我也認為我們不該鼓勵任何一個十八歲的孩子自以為進得了這道窄門就一定能風光走出去。
可惜這已是過去式。研究自我效能的那一位哈佛學生，也曾對我說過她在大學裡經歷的「答應文化」。她說，哈佛讓學生覺得自己有能力做任何事，這意識根植於校方對學生的任何要求都會答應。比如，你跟學校說想去中國研習一年，錢就來了。我當時沒跟她提到這種文化與分數膨脹的關係，只是講到它或多或少與憑權的定義有關。
她說他們並不是憑權，都是用功爭取的。我說光用功並不夠，因為獎勵本該是頒給成就，而不是頒給努力或願望。她反駁說，她有個同學申請羅德獎學金，明知門檻是3.9分，那同學只有3.6分卻還是申請，而她覺得他很了不起。我說，3.6分的學生不該得到羅德獎學金，但她認為那才是菁英風範：一個有3.6成績的人理應放膽一試，向自己渴望的羅德獎學金敲門。依她的說法，人生是沒有限制的。
「我們沒有憑權，我們很用功」——這就是人們常聽到的說詞。或許你的確比身旁的其他孩子更用功，但在你看不見的地方，會不會還有人比你更用功呢？你真的認為他們都不用功嗎？鄰鎮的公立高中裡，或許有人每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跟你一樣多，可他們進的是餐廳工作而不是大學？在這一點上，能有公平待遇本身就成了一種形式的特權。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認真工作，卻都沒有得到應得的獎勵。事實上，這些層面都牽涉在今天的社會不平等之中。
一個曾在社區大學就讀的海軍陸戰隊員，後來成為史丹佛的學生。對於圍繞在名校生四周的泡泡，這位老兵有以下的看法：
我們不妨把史丹佛的學生想像成庭園裡的花朵，在父母、輔導員、考試專家、老師、教授和朋友等數不清的用心栽培下，開出相應的花朵來。這些花雖然鮮嫩美麗，卻脆弱且極需呵護，使其不受風雨侵擾。感謝上天，多虧有園丁恆常為此盡心盡力。
我是這庭園中偽裝成花兒的一株雜草。園丁對花兒講述外面的世界，那些故事卻說服不了我，因為我早已看得比他們任何人都更遠更多。他們用健康的有機飲食、自鳴得意的志工服務和理念純正的精美詞藻來餵養自由世界的年輕領袖們，但那在經歷風霜的我身上起不了作用。我慢慢地，艱辛地，把我的根扎在真實世界的荒礫沙土裡。
我無意把這樣的生活浪漫化，只是要說植物在旱地裡可能長得比在花園裡要強壯些。但花兒們有何必要離開這五彩繽紛、美麗又單純的花園，只為了前往一個道德上模棱兩可（甚至危險）的外界呢？這裡的生活型態大致如人們所知：你把甲做好，就得到乙。那麼，假使外面的世界不保證乙一定從甲來呢？到那時候，我們可憐的花兒要怎麼辦呢？
真正走出菁英舒適圈，多和真實世界互動
許多年輕人寫信來問我，要如何才能避免成為一個不知民間疾苦的憑權混蛋？我給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除了直接勸你轉學到公立大學去。你不可以只憑想像就對那些不同出身背景的人寄予同情，然後繼續對他們一無所知。你需要直接和他們互動，而且必須是在對等的立足點上：不是「社會服務」，也不是「付出心力」——在校園裡找幾個清寒學生，興之所至地買咖啡請他們喝，這一點也談不上對等的了解。
比起服務，何不試試服務性質的工作？那能讓你真正觀察到別人。要不要到餐廳去做服務生，體會它的辛苦不只在勞動，也在精神上？你真的沒有像大家恭維的那樣聰明，只是在某方面比較聰明，以及在資產階級中比你的同輩聰明一點罷了。
聰明的人未必都去讀名校，未必讀任何大學，其原因多半也跟階級有關。你應該聽說過，聰明才智有不同的形式，不是每一種聰明都表現在學校課業上。去外頭找些實際的體驗吧。我以前的一個學生任職於某社區大學，他觀察那兒的學生「簡直是三教九流，龍蛇雜處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有些人很明顯需要救濟，有些人卻令我覺得自己稚拙而少不更事」。唯有在狹義的定義之下，最聰明才會等於「最好」。
身為享有特權的年輕人，我知道這些話很難入耳。我回想自己聽聞這些知識時，也是一時很難接受。生長在富裕的環境受人呵護並不是你的錯，只是現在你得為此承擔責任。就從
認知自己的真實價值開始吧。不管旁人對你多麼誇讚，你要知道自己並不比別人更有價值；你的痛苦並沒有比較傷人，你的靈魂也沒有比較重。假如要借宗教的譬喻，那麼我會說，上帝不再愛你了。如同約翰．拉斯金所說，用頭腦的力量去將一切都貪婪地據為己有，跟用拳頭的力量去做這件事相比，並沒有比較清高。「世上永遠有工作，」他說，「也永遠都有領班。但是做領班或監工，跟從中獲得利益，這兩件事卻有極大的分別。」
然而這就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也不過八十多年的變化，我們看得還不夠多：菁英「領袖」們，本該為更遠大的利益而效力，藉他人支付的成本來充實自己，相信自己值得這一切因為自己更好。努力不變成一個憑權的小混蛋是蠻可敬的，只不過真正的問題是大環境讓人很難達成這個目標。我要重申，真正的問題在於體制本身，至於要如何改變它，則是我（本書）最後一章的主旨。
本文經授權摘錄自三采文化《優秀的綿羊：耶魯教授給20歲自己的一封信，如何打破教育體制的限制，活出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