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之道
人文學科面今日臨幾個問題：人文學科受到擠壓只能在邊緣發聲，如何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如何從社會、國家獲得人文「悠遊」的資金支持？如何拿捏及管理「悠遊」與偷懶？人文學如果用「看不見」的精神引領大學，如何應對「看得見」的排名？面對世界變化，面對大學變化的人文學科應當如何自處？
王汎森先生認為，直到德國的大學改革後，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才有同等重要。排名風氣和產業化的趨勢，不利於人文學科的發展，排名的衡量指標，並不具備高度參考價值。盲目地重視排名，將「產業創新」做為大學主要功能，用這些指標支配學術的研究方向和資源調動，會消耗人文學科的影響, 應該拒絕助長這一風氣。如果學者的水準不夠高，不用指標就自然不能服眾。
費孝通《皇權與紳權》中「政治守政統，士人守道統」，政治的歸政治，學問的歸學問，人文學科學者的職責不是全盤考慮行政問題，在體制下仍應強調持守道統，不能降格。在一個有自信的大學裡，真正好的成果往往是極少人做出來的。除了少數偷懶者，大部分學者始終不懈的研究或教書，發揮自己的長處。制度、管理並無對錯，但若以成果論英雄，很多表面或快速成果都未必能持續。
用口碑說話
王汎森先生總結道，人文的「用處」，最重要恰在「說不清楚」，正如大象不能舉起自身的。大數據可做資料，但無法取代人文的智慧。人文的作用如章太炎所說，在於擴充人的「心量」層面。每個學科都有內部紀律，形成自己的口碑，並非去抗拒標準，而是抗拒只用標準衡量，人文學科也不例外。
大學的人文向度
王汎森院士給座談訂題目，目的應該是找出大學的人文向度。希望北大人具備人文素養，帶著人文氣質，標舉出一種價值，形成一種學風，產生人文智慧，建立口碑。這種看不見的價值，不會被有形的指標化運動、排名或產業創新所拘束，有自己的精神標的、理想與魅力，可以引領風騷。
端出口碑菜
北大校長有識人之明，蔡元培看了梁漱溟年輕的時候《東方雜誌》的一篇論文《究元決疑論》，決定聘請沒有上過大學24歲的梁漱溟到北大哲學系當講師，講《印度哲學》。梁漱溟在北大講課極受學生歡迎，1923年前後他講「儒家思想」註冊的學生僅90多人，來聽課的卻達到200餘人，梁漱溟後來成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胡適聘高中沒畢業的錢穆來北大當副教授，錢穆教通史課教室設在禮堂，每堂學生坐立300人皆滿，有人甚至聽了他8年的課。胡適用白話講《詩經》、《楚辭》、諸子、漢晉古詩，妙趣橫生，課堂在二院大禮堂，聽講的不但擠滿了課堂，甚至窗外也站滿了人。陳獨秀網羅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通俗小說作家劉半農（後來發奮取得巴黎大學博士）。其餘名教授如開闢現代大學之路的蔣夢麟校長、用英文寫出經典《中國哲學小史》的新儒學代表人物馮友蘭、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學科學的吳大猷、錢思亮……，這些北大教授的學問及口碑，成就出北大卓絕的名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