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標榜｢台灣主體性｣的確比｢中國主體性｣高明許多，由於後者短時間之內不太可能產生讓國民平等溝通參與政治的現實環境。但如果所謂追求 ｢台灣主體性｣僅僅是在政治上與中國劃清界線，而對長期以來的專家主義、開發主義、成長主義之弊端無所作為，恐怕許多民眾在恐懼之下，將更容易淪陷於中國勢力的心理手法，可能導致社會更加混亂、甚至社會解體。至此，也就很難期待公民社會可以健全發展，而恐怕淪為｢悲劇性的個人主義｣，人人必須設法明哲保身，自求多福，或更糟的，可能去擁戴獨裁中國來謀取自身利益。如同已經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或台灣戒嚴時代所上演的，上層權貴與買辦專家之流撈盡好處，屁股拍拍移民歐美民主國家，把環境污染、房價泡沫、勞動風險等等爛攤子留在國內給他人承擔。
第二個後遺症，就是陷入虛無主義，一旦社會進入｢悲劇性個人主義｣的地步，要動員社會力進行社會轉型將更為困難。台灣固然長期以來有活躍的第三部門。然而，一旦越來越多年輕世代需要汲汲營營於維生，忍耐低工資與高房價的壓力，可能將陷入虛無主義，而難以期待太多人抱著作功德的心態去投入公民運動與公民參與 ；相對的許多人可能在恐懼之下加入各種中國勢力所滲透的宗教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學術組織等等，造成更多社會與國安問題。在當今嚴峻的中國壓力與相關環境風險層出不窮之下，萬一越來越多民眾因為恐懼、失望與無力而退出公共參與，恐怕將使中國勢力更加坐大，導致民主深化與能源轉型將會非常困難。
從深化民主與能源轉型的角度而言，要避免（改善）上述兩種後遺症，藉由再生能源轉型的推動，來健全化公民社會的發展，應是比較可行的策略。例如，首爾的減少一座核電廠計畫的成功，就是靠地方公民參與推動。再生能源轉型遠不只是能源問題，也牽涉到國土規劃、土地正義、農地治理、都市規劃、空污治理、高碳產業轉型等等，以上這些繁複的問題，需要充分的公民參與路徑以及加強溝通轉譯各學門知識給社會大眾。
也就是，當務之急，應把推動能源轉型視為機會之窗來建立強健的公民參與，來建立公民的相互主體性與社會溝通，進而發展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取代中國勢力國族主義觀念，以及揚棄專家政治、開發成長主義、巨型現代風險之間長期以來的衝突矛盾關係。這也許是，在台灣特殊的社會與歷史情境之下，台灣民眾能夠共同克服恐懼的道路。
「跳蚤會挑戰巨大的人類，但是跳蚤有勇氣嗎？…勇氣是知道什麼是恐懼…然後克服恐懼，身為人類的贊歌也就是勇氣的贊歌…」（荒木飛呂彥，1987）。
作者介紹｜蔡穎杰
PhD, Center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販賣恐懼與台灣當前情勢）
責任編輯／林安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