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英時代  

本章揭露了（英國）殖民時期新聞預審制度的隱秘運作，也是對香港所廣受讚譽的「自由與法治」的祛魅。本章也修正了以往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錯誤地認定香港的新聞規例和審查法律賦予香港政府的廣泛權力鮮有使用，而總體上新聞業仍較自由。從前述的檔案研究中，我們可以得知為何港府（港英時期，下同）無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普遍認同的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和英國擁有的新聞自由，仍然堅持通過法律制度控制華文報業。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伊利沙伯二世）上周辭世，牽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對殖民時期的「事頭婆」（港式俗語，對老闆娘的稱呼）的懷念之情，他們形容這是劃時代的終結，也勾起他們對九七回歸前生活的回憶與緬懷。BBC中文訪問兩名五十年代出生的港人，細說他們對這位「事頭婆」的不捨之情。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如此宣告香港主權移交的意義：「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此後香港歷經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這些中國治下的香港政治大事都在重覆確認一點：董建華所宣告的香港主權移交歷史意義其實不曾被實現。這意味，1997年7月1日並不代表香港的殖民地狀態自動消除，此後香港並沒有自動處於後殖時代。

香港之外有關英帝國管治者權力觀的文獻，不少都能否證愛國史觀的想像與描繪。維納（MartinJ.Wiener）所著的EnglishCultureandtheDeclineoftheIndustrialSpirit,1850-1980便是一例。這本書在1980年代出版，黃兆輝書寫《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之時有受其影響。維納撰寫本書的動機，是為回應當時英國社會之論，思考二戰之後英國經濟疲軟背後的國家文化因素。維納認為，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英國國家文化以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為綱。這種保守主義文化主要源於英國地主貴族，當時英國整體價值觀偏重田園生活，輕科技與工業發展，對「發展」抱懷疑態度，同時重傳統、重精神輕物質、重人文關懷與榮譽。是以英國公學乃至牛津與劍橋大學等英國傳統學府的教育哲學不以利益最大化為本，政治才能、社會科學與人格才是學校教育重點所在。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與英治香港有關——二十世紀初出任香港總督、香港大學成立重要推手盧吉（FrederickLugard,1858-1945），年輕時曾歷經掙扎，最終放棄到工廠工作的機會、冒失敗風險投考英屬印度政府職位（IndianCivilService）。盧吉的抉擇多少能反映當時英國的政經價值觀。

以往甚少人比較香港境內兩類觀點與分析方法相對立的英治記憶書寫。第一類書寫相對接近於愛國史觀，偏向以零和遊戲角度評斷英治，分析焦點較內向、較不重案例比較實證研究。這類書寫傾向認為，百年香港英治幾無可取之處。另一類書寫則相對「政治不正確」，對香港英治績效較予以肯定、教條式敵我思維較淡薄，分析方法較著重上文所述的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

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港澳辦、中聯辦聯手炮轟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引起最大爭議是兩辦是否有權干預香港內政，事件又進一步發酵。四月十七日中聯辦發言人在官網回應：「港澳辦和中聯辦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而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

今年7月1日是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主權移交中國的22週年，一群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樓，在議事廳掛上一面香港殖民時期的旗幟（又稱港英旗），他們破壞主權移交後主法會歷任主席的肖像，殖民時期立法局主席的肖像則完好無缺，示威者在見證殖民時期的歷史展品前，貼上「保護文物」的字句。

香港主權移交超過20年，黃秋生不時地回望那個在四歲時就離他而去的英國父親，但同時，這個香港影壇其中一個最具個性的演員、搖滾「老炮」和敢言的社會觀察者也正感到，與他本人一樣具有鮮明標識的那一代香港人正在成為過去。

1966年，中國掀起文革浪潮，「愛國」風氣也吹進英國殖民的香港，而香港左派分子在1967年開始發動罷工示威，最後甚至製造炸彈攻擊，長達8個月的動亂期間，共造成51人死亡，最後5000多人被逮捕，其中超過2000人被判刑，不過英國殖民政府之後也改變施政方向，使得這起「六七暴動」成為香港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而龍應台文化基金會13日在台北市空總創新基地舉辦「思沙龍」講座，首度播放講述這段歷史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VanishedArchives），並以此探討現今掀起改革浪潮的香港如何尋找新方向。

1967年，香港左派分子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紛紛點燃心中的「愛國」火苗，從起初的示威罷工到之後的炸彈攻擊事件，促使英國殖民政府改善施政，成為香港史的重要分水嶺。隨著現今香港出現革命浪潮，龍應台文化基金會13日在台北市空總新創基地舉辦「思沙龍」講座，播放這段歷史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VanishedArchives），並請到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主講「尷尬中的香港，準備中」，帶領我們從過去的「六七暴動」來省思香港未來的前進道路，此講座更吸引唐飛、陳沖及江宜樺3位前行政院長出席參與。

鑑古知今，研究香港過去的殖民管治史，對刻下香港的管治困局絕對有啟迪作用。然而，如何撰述歷史，涉及政治和不同身份認同的角力。

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