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聯盟關係」
尼克森訪華開啟美中兩國的戰略合作旅程，「上海公報」的措辭暗含有一種聯盟關係，不過正如季辛吉所說：「兩個之間形成的伙伴關係並非見諸文獻的正式相互保證，甚至連以各種非正式協議為基礎的默契聯盟都稱不上」。季辛吉在『論中國』內強調，1973年2月和11月，他兩度與毛澤東會談，1973年又與周恩來長談數小時，基於這三次會談所達成的理解，雙方才形成一種他稱為「準聯盟關係」。「自此，中國一改尼克森訪問前的作風，不再設法約束或限制美國投射其實力；相反，中國公開宣稱其目標是通過明確的戰略計畫，借美國之力與『北極熊』相抗衡。」
為排除一切威脅因素，毛澤東在與季辛吉談話時，明確表示應將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脫鉤：「美國與我們的關係，應和我們與台灣的關係分開來處理」；毛澤東甚至更進一步表示：「依我看，我們可以暫時不管台灣，等一百年以後再說。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不也就是個千把萬人口的一個島嘛。」同時，毛澤東也向美國倡議，美國應發起「一條線」策略，以遏制蘇聯向全球各地擴張。
1974年8月8 日，尼克森總統因水門案辭職下台；1975年12月，繼任的福特總統首度訪華；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1976年9月，毛澤東病逝；中國內部經歷文革10年動盪之後，鄧小平第三度復出，全面掌權後，面對的是美國新總統卡特。美中關係乃在鄧小平與卡特共同推動下，實現關係正常化，美中正式建交，並發表「中美建交公報」，鄧小平以實質國家領導人的身分於1979年1月首度公開訪美。鄧小平訪美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南作戰進行心理戰。鄧小平在訪美時，曾告知卡特總統，「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如果越南以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季辛吉在『論中國』明確寫道：「對越反擊戰開啟了冷戰期間中美兩國最為緊密的合作。美國特使兩次對華訪問確定了兩國非同尋常的聯合行動……美中兩國都同意，防止出現越南主導的印度支那聯邦符合它們各自的國家利益。」
「817公報」的「奇怪」與「創意」
依季辛吉的觀察，「由於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國務卿以上所有由總統任命的官員就要大換班，人事變動涉及多達5000個關鍵職位，繼位者要經過漫長的審查過程，實際上，新政府上任頭9個月左右是真空期，運作只能靠臨時應對或按留任官員的建議行事，同時逐漸調整適應行使自己的權力。」在美國，開啟對華關係的總統18個月後黯然請辭，但他關鍵的外交政策在福特繼任期內都保留了下來。卡特政府上台是中國領導人經歷的第一次美國政黨輪替，卡特和他的高級顧問重申美中關係的基本原則──包括尼克森訪問北京時親自確認的有關台灣的原則。當美中最緊密的戰略對話才剛開始，美國又到政府換屆的時候。雷根代表的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美國保守主義，他是自杜勒斯以來最堅決反共的美國政要。
在雷根政府推動下，「1982年8月17日發表的第三個『聯合公報』，成了美中關係基本架構的一部份，在後來的高級別對話和聯合公報中經常重申，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語詞。第三個『聯合公報』居然得以同尼克森訪華簽署的『上海公報』和卡特任內簽署的『中美建交公報』相提並論，實在有些奇怪，因為這份公報內容相當模糊，對於未來而言，實是困難重重的路線圖。」依「817公報」的內涵，季辛吉直言：「華盛頓通過技術轉讓和對各種武器系統『水平』的創造性解釋，給台灣提供的軍事支持，時間之長、內容之充實，都似乎為北京所始料不及。」
蘇聯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戰略攻勢暢行無阻，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幾乎在它週邊各處都遭遇協同防禦，在許多情況下遇到積極抵抗。「以前美國和中國建立聯盟，是因為他們視彼此為戰略伙伴，共同面對威脅自己生存的大敵；現在兩國的聯盟漸行漸遠，既然蘇聯的威脅開始減退，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變成了僅就某些利益一致問題合作的權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經濟上採行改革開放的成功，國力愈強，蘇聯反因國力愈「消」，威脅愈減，鄧小平又將中國拉回「三個世界」的理念，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參與超級大國的競爭。
從「黑雲壓城」到「蘇東波」
被季辛吉形容為「我所認識的最為老練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一書，自述道：「在我擔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短短一個多月裡，美國、日本、歐共體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相繼發表聲明，終止與中國領導層的互動，停止向中國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一時電閃雷鳴，烏雲翻滾，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味道。」這一「黑雲壓城」的「六四事件」，也使美國陷入窘境，美中關係面臨新的考驗。
就職不到五個月的布希總統，面對來自國內外要求強力制裁中國的聲浪，處境微妙，他認為：「對我來說，問題是如何譴責我們認為的錯誤行為並做出適當的反應，與此同時又保持與中國的接觸，即使這種關係現在必須『擱置起來』。」布希決定派特使秘密訪華，當美中關係處於敏感而又危險的時刻，鄧小平對美國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一行堅定表示：「（我們）打了22年的仗，死了2000多萬人，贏得了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取代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是一句空話，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甚至講出中國「不怕鬼，不信邪」的嚴重警告，並強調說，改善關係取決於美國的努力，因為「解鈴還是繫鈴人」。不過，後來因「蘇東波」變局，美國「大概不知中國能否抗得住此番風雨，因此採取了向後轉的態度」，鄧小平鑒於世局嚴峻，也在中國內部祭出24字指示：
「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
「新千年的新關係」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美國變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一面促使中國與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從「結盟」──「對抗」──走向關係正常化，一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國際角色的不斷擴大，江澤民與克林頓也使中美關係再一次走向「和解」。1997年江澤民訪問華盛頓，1998年克林頓訪問北京，兩位領導人都熱情洋溢，結束了美中兩國將近10年的對抗氣氛。「江澤民任期結束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轉折點」。季辛吉表示：「之前，中美對話的首要話題是中美關係本身；之後，雙方的興趣開始有所交集，如果說信念還不一致的話，做法上都已經形成合作共處的模式。美國和中國不再擁有共同敵人，但也沒有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觀。」
「新千年象徵新的雙邊關係的開始」，胡錦濤是在中國毫無爭議崛起為大國之後首位承擔國家重任的人。「鄧小平時代是試圖彌補失去的時間，在這個時期，有一種特別吃力的感覺，……直到世紀之交，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的努力才結出果實；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國已經不再感覺受制於向西方技術和體制學習。中國已經足夠自信，可以拒絕甚至巧妙的嘲諷美國的改革訓誡，它現在可以按照實際力量而非長遠潛力、最終戰略角色來實施外交改革。」
中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包括與美國的良好關係），獲得原材料以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依「三個世界」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情有獨鍾。「布希擔任總統期間中美這兩個大國實事求是地對待對方，任何一方都不奢望對方支持自己的所有目標，在國內治理等問題上，雙方的目標並不相容，但雙方依然在足夠多的領域找到了利益契合點，培養出越來越多的伙伴關係意識」。例如當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時，中國馬上譴責9.11襲擊，並提供情報和外交支持；2003年，當「台灣總統」陳水扁提議以「台灣」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舉行全民公投時，「因這樣的舉動將違背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的承諾」，布希政府官員向台北轉達了反對意見。「中美交往的範圍，標幟著中國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重新確立了重要角色。中國追求平等的伙伴關係，不再是一個弱者不自量力的要求，而是日益成為由經濟和金融實力支撐的現實」。
＊作者曾任三屆立委、兩屆監委、一屆國大，現為台研會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