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郵報》在彼得心中﹐象征了那個時代的種族主義政治﹔就如他不會忘記父親口述的凱伯街的故事﹐他同樣不會忘記那支撐法西斯勢力的英國報業。而媒體機構種族主義的對象隨着國際政治的變化﹐也有多少改變。到了本世紀﹐《每日郵報》的仇外箭頭一直就集中在穆斯林身上。而來自一半猶太家庭的彼得﹐對這過程看的非常清楚。「這就叫做分而治之啊(divide and rule)﹐」他說。
在今日的英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anti-Semitism)已不再被大眾媒體接受﹐反猶太人的言論也少在公共場域裡出現。而對穆斯林的歧視(Islamophobia)卻仍未正式被辯識﹐在許多人眼裡仍不被當作是種族歧視。今日的英國雖有懲治種族主義的法規﹐社會上對反穆斯林的思想卻未有充份認識﹐歧視的言行經常不能得到適當規範和制裁。媒體評論家若被稱作「反猶太人」(anti-Semite)﹐是非常嚴重的事﹐丟掉飯碗都很可能。然而﹐反穆斯林的媒體評論家經常不把「仇視伊斯蘭者」(Islamophobe)這個稱謂當作恥辱。比如《每日郵報》的專欄記者勒圖強(Richard Littlejohn)﹐他向來醜化英國穆斯林﹐概論所有穆斯林為「極端份子」﹐「自殺炸彈」﹐「聖戰者」等等﹐抹黑整個穆斯林社區。他從未因大眾的批評而道歉或收斂他的言論。《衛報》專欄記者湯恩比(Polly Toynbee)也同樣不畏懼這樣的批判﹐在她長期的反穆斯林言論後﹐伊斯蘭人權委員會頒給她一個「最歧視穆斯林的媒體人」獎﹐諷刺她的種族主義。而她竟說﹕「我就是仇視伊斯蘭者﹐而且我引以為傲。」
歐洲伊斯蘭聯盟的副秘書長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認為﹐社會對反穆斯林的種族歧視的缺乏認識﹐是目前一大問題。「要去挑戰這種族主義﹐必須先認知它的存在﹐並了解它的毀滅性。可悲的是﹐許多評論家仍不願認可它的存在。這些評論家的「種族主義不存在」的理論﹐如何去面對那被縱火的芬斯伯理清真寺？如何去面對那些在地鐵站被人攻擊﹐還有那些全身被潑上酒精的穆斯林婦女？」
「與對猶太人的歧視(anti-Semitism)一樣﹐對穆斯林的歧視(Islamophobia)也是種族主義﹐是社會之惡﹐必需在每一層次上挑戰它﹐」法立格表示。
而常年來媒體已成為這「社會之惡」的促成者。媒體種族主義是如此猖狂﹐以致有些(雖然是極少數)記者都無法忍受下去。就連曾為《電訊報》﹐《每日郵報》和《觀察報》等右翼媒體撰稿的資深記者彼得歐伯恩(Peter Oborne)都曾多次對媒體的種族主義公開表態抗議。他說﹐英國媒體對穆斯林的不公的呈現﹐是很「不英國的」.。他認為「正義感是英國人的特性之一」﹐「保護少數民族一直是英國的傳統。」且不論他說的「英國特性」是否成立﹐他對媒體種族主義的批評確實是來自第一手的觀察﹐誠懇地描繪出媒體機構主導傳播種族主義的真相。彼得歐伯恩這麼說﹕「媒體人說謊﹐錯誤地呈現穆斯林﹐這是英國的恥辱。」他對媒體種族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促使他和同事瓊恩斯(James Jones)寫成了一本冊子﹐《四面楚歌的穆斯林》(Muslims under siege)﹐並以此為第四臺拍出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