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黎恐怖主義攻擊以來﹐對穆斯林的歧視和敵意到處可見﹐時有聽聞。歐洲伊斯蘭聯盟的副秘書長﹐也是Cordoba文化交流協會創立人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語重心長地表示﹐自巴黎恐攻﹐全歐對穆斯林的仇恨高漲﹐在英國﹐對穆斯林和他們的崇拜地點的襲擊層出不窮。「如十一月二十七日周五那天[北倫敦]芬斯伯理清真寺(Finsbury Park Mosque)遭種族主義份子縱火。穆斯林社區裡人心惶惶...﹐」他說﹐「 為少數恐怖主義人士的行為來指責穆斯林社區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要求穆斯林為少數人的恐怖主義行動道歉﹐是完全錯誤的想法。穆斯林不應被迫參與這個找尋代罪羔羊的游戲。」
平時發表種族主義言論時會稍做掩飾的那些媒體評論家﹐現在聲音可大了。巴黎無辜人民的死亡成為他們製造假想敵人的最佳借口。「媒體種族主義獎」第一名要非歸《每日郵報》(Daily Mail)莫屬了。這幾天﹐《每日郵報》刊登的一幅反穆斯林卡通﹐特別引起廣泛反響。
這幅卡通的創作者是史丹利邁莫垂(Stanley McMurtry)﹐英國資深的卡通畫家﹐曾受皇家頒獎﹐女王稱他「為英國報業貢獻許多」。而他也是一位資深的種族主義媒體人﹐以他在《每日郵報》上的作品知名﹐他個人稱自己的作品是「為嚴肅主題展現輕鬆的一面」﹐其實就是為種族偏見戴上幽默的面具。這回﹐他描繪的是敘利亞難民涌進歐洲﹐卡通裡一個個誇張鷹鉤鼻﹐背戴着武器的恐怖主義者跨越邊界標示﹐上面寫着「歡迎到歐洲﹔大敞邊界﹔人民遷徙自由」﹐提着行李的人(意指「真正難民」)寥寥無幾。他們腳下老鼠四竄。
誰都難以否認﹐這幅卡通充滿種族歧視和偏見。以老鼠四竄來比喻難民﹐很明顯的來自過去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形容。「老鼠被趕出歐洲」﹐曾是德國納粹常用的反猶太文宣﹐如今在英國的第二大報紙上﹐是反穆斯林的影像。一九三零年代的猶太人經常被描述成銅臭味的小資產階級﹐而今日的穆斯林則被醜化成宗教狂(如史丹利邁莫垂的漫畫中難民手上抱着祈禱用的毯子)。同時﹐如果您仔細比較兩個時期的種族主義漫畫﹐會發現它對兩個不同族群的描繪其實非常地相似﹕誇張鷹鉤鼻﹐惡不可測的模樣。
《每日郵報》的種族主義文宣有久遠歷史。它並不是從仇視穆斯林開始的﹐也不止于穆斯林。《每日郵報》于一八九六年由諾斯克利夫(Lord Northcliffe)創建﹐針對中產階級的下層﹐風格大眾化﹐每日報紙的銷售量達一百萬份﹐一直是英國第二大暢銷報﹐僅次于《太陽報》。《每日郵報》的大眾風格雖不到《太陽報》的粗俗﹐卻也以煽動性的語言和排外思想為特色。若被稱作「每日郵報讀者」﹐通常貶意為多。
一位名叫彼得的東倫敦人一提到《每日郵報》就沒一句好話。因為該報的種族主義和他的個人歷史息息相關。和東倫敦許多人一樣﹐彼得來自跨文化家庭﹐父親是來自荷蘭的猶太人﹐母親是蘇格蘭人。在這個來自各方的移民建立起來的社區裡成長的彼得﹐從少年時就從未有過「我們」(強勢族群)和「他們」(外來者)的概念。「東倫敦的勞動階級社區裡﹐幾乎每個人都能說自己或父母是從外地遷徙來的。我們居住在同一社區﹐並肩工作﹐早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他說。
而在他成長的時期﹐英國的種族主義政治已在如火如荼地發展之中。他父親就是在仇外的一九三零年代度過少年時期的。一九三二年成立的英國法西斯聯合黨(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當時成為越來越有向心力的政治勢力﹐黨員高達五萬人﹐剛開始多為中產階級人士。它早期的最堅強支持者﹐就是《每日郵報》。該報董事羅什密爾(Lord Rothermere)與墨索理尼和希特勒為友﹐並在英國有計劃地支持他們。羅什密爾經常透過《每日郵報》來贊頌德國納粹政權的成就﹐並曾寫文章稱讚英國法西斯聯合黨黨魁莫斯理(Oswald Mosley)﹐標題為“「呼黑襯衫勝利(黑襯衫﹐Blackshirts﹐為法西斯黨簡稱)﹗」。對彼得一家人來說﹐《每日郵報》的意識型態正代表着對他們家庭和社區的威脅。
《每日郵報》不僅是英國法西斯聯合黨的喉舌﹐為它左右輿論﹐幫助它召集青年﹐更資助它的成長。因此當它後來突然轉向時﹐對法西斯聯合黨造成了重大打擊﹕法西斯聯合黨在一次西倫敦集會中發生的嚴重暴力事件後﹐造成民意討伐﹐《每日郵報》在有可能失去讀者的情況下﹐只好放棄對法西斯聯合黨的資助和直接支持。不過﹐雖收斂了對法西斯政黨的支持﹐該報仍舊持續反對逃難猶太人的進入英國。
當時的英國法西斯聯合黨由于暴力傾向而逐漸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因而開始想在勞工階級之間醞釀種族主義意識﹐製造仇恨。他們轉向東倫敦﹐想在那裡組織大型集會。彼得憶談起當年情景﹐總是很自豪的對我說﹕「我們是不會讓那些法西斯份子進來我們社區的﹗」他說的「我們」﹐指的是各個民族背景的勞工階級。
而彼得當時尚未出生﹐他自豪地談論的﹐是他父親的經歷。他的描述﹐卻非常真切﹐好像是在回憶他自己親身的經驗一樣。「法西斯份子來到東倫敦那天﹐我們很團結﹐居民都不請自來﹐聚集在凱伯街(Cable Street)﹐把那些保護法西斯份子的警察圍得團團轉﹐他們嚇壞了﹐他們沒料想到我們的力量。我們居民團結起來﹐把那些「黑襯衫」趕出了東倫敦﹗」父輩的反抗法西斯的那段歷史﹐對彼得來說是如此深刻﹐從他少年時代﹐就早已是他個人認同的重要部份。
《每日郵報》在彼得心中﹐象征了那個時代的種族主義政治﹔就如他不會忘記父親口述的凱伯街的故事﹐他同樣不會忘記那支撐法西斯勢力的英國報業。而媒體機構種族主義的對象隨着國際政治的變化﹐也有多少改變。到了本世紀﹐《每日郵報》的仇外箭頭一直就集中在穆斯林身上。而來自一半猶太家庭的彼得﹐對這過程看的非常清楚。「這就叫做分而治之啊(divide and rule)﹐」他說。
在今日的英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anti-Semitism)已不再被大眾媒體接受﹐反猶太人的言論也少在公共場域裡出現。而對穆斯林的歧視(Islamophobia)卻仍未正式被辯識﹐在許多人眼裡仍不被當作是種族歧視。今日的英國雖有懲治種族主義的法規﹐社會上對反穆斯林的思想卻未有充份認識﹐歧視的言行經常不能得到適當規範和制裁。媒體評論家若被稱作「反猶太人」(anti-Semite)﹐是非常嚴重的事﹐丟掉飯碗都很可能。然而﹐反穆斯林的媒體評論家經常不把「仇視伊斯蘭者」(Islamophobe)這個稱謂當作恥辱。比如《每日郵報》的專欄記者勒圖強(Richard Littlejohn)﹐他向來醜化英國穆斯林﹐概論所有穆斯林為「極端份子」﹐「自殺炸彈」﹐「聖戰者」等等﹐抹黑整個穆斯林社區。他從未因大眾的批評而道歉或收斂他的言論。《衛報》專欄記者湯恩比(Polly Toynbee)也同樣不畏懼這樣的批判﹐在她長期的反穆斯林言論後﹐伊斯蘭人權委員會頒給她一個「最歧視穆斯林的媒體人」獎﹐諷刺她的種族主義。而她竟說﹕「我就是仇視伊斯蘭者﹐而且我引以為傲。」
歐洲伊斯蘭聯盟的副秘書長法立格先生(Abdullah Faliq)認為﹐社會對反穆斯林的種族歧視的缺乏認識﹐是目前一大問題。「要去挑戰這種族主義﹐必須先認知它的存在﹐並了解它的毀滅性。可悲的是﹐許多評論家仍不願認可它的存在。這些評論家的「種族主義不存在」的理論﹐如何去面對那被縱火的芬斯伯理清真寺？如何去面對那些在地鐵站被人攻擊﹐還有那些全身被潑上酒精的穆斯林婦女？」
「與對猶太人的歧視(anti-Semitism)一樣﹐對穆斯林的歧視(Islamophobia)也是種族主義﹐是社會之惡﹐必需在每一層次上挑戰它﹐」法立格表示。
而常年來媒體已成為這「社會之惡」的促成者。媒體種族主義是如此猖狂﹐以致有些(雖然是極少數)記者都無法忍受下去。就連曾為《電訊報》﹐《每日郵報》和《觀察報》等右翼媒體撰稿的資深記者彼得歐伯恩(Peter Oborne)都曾多次對媒體的種族主義公開表態抗議。他說﹐英國媒體對穆斯林的不公的呈現﹐是很「不英國的」.。他認為「正義感是英國人的特性之一」﹐「保護少數民族一直是英國的傳統。」且不論他說的「英國特性」是否成立﹐他對媒體種族主義的批評確實是來自第一手的觀察﹐誠懇地描繪出媒體機構主導傳播種族主義的真相。彼得歐伯恩這麼說﹕「媒體人說謊﹐錯誤地呈現穆斯林﹐這是英國的恥辱。」他對媒體種族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促使他和同事瓊恩斯(James Jones)寫成了一本冊子﹐《四面楚歌的穆斯林》(Muslims under siege)﹐並以此為第四臺拍出紀錄片。
大眾傳播媒體的反穆斯林言論愈是激烈﹐在英國街頭上它的「肢體表現」就同時更直接﹐更頻繁﹕據倫敦市警統計﹐在過去一年來﹐即使在倫敦這樣多元文化的城市﹐反穆斯林的種族仇恨犯罪率就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共有八百一十六件反穆斯林的種族仇恨犯罪事件。而且倫敦的每一地區都呈現種族仇恨犯罪率增加的趨勢。
倫敦外就更嚴重了。大家都知道的是今年八月份羅特丹(Rotherham)的謀殺案﹐八十一歲的老人阿荷梅德(Muhsin Ahmed)在去清真寺的途中被人襲擊﹐不治死亡。同月﹐曼徹斯特附近的史達伯(Stockport)一位護士哈密得(Qaiser Hamid)遭一群白人攻擊重傷。幾天後﹐蘭克夏郡奈爾森鎮(Nelson)的兩位穆斯林男子在離開清真寺時被人以氣步槍致傷。
自巴黎恐怖主義襲擊以來的一周內﹐種族仇恨犯罪頻率更為增高﹐在英國已有一百一十五起針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襲擊。一個名為「Tell Mama」的社團將此情況記錄下來﹐發現種族主義者多為男性白人﹐年齡在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他們攻擊的對象都是年齡在十四歲到四十五歲之間的穆斯林女性。以上提到的芬斯伯理(Finsbury Park)清真寺的縱火事件﹐警方已視之為種族主義事件﹐正在調查中。而不為人知的﹐是芬斯伯理清真寺自巴黎恐怖主義襲擊以來已收到上百封恐嚇信﹐裡面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都早已受到威脅。「Tell Mama」這個組織長期以來蒐集記錄了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事件﹐包括對清真寺的攻擊。但總的來說﹐該組織認為﹐他們的種族主義事件記錄仍屬保守﹐因為大多數穆斯林在被攻擊後﹐多不願或不敢報警或告知社團組織。這種缺乏安全感﹐多來自長期作為種族歧視的對象﹐造成對社會機構不能完全信任。
面對日益囂張的種族主義﹐一般英國穆斯林都感覺無助。如何應對並挑戰媒體機構的種族主義﹐是今日英國穆斯林面臨的一大課題。要提昇反種族主義的意識﹐在目前國家反恐論述主導的情況下﹐很有困難。在改變種族主義意識方面﹐英國也很晚熟。大家應不會忘記﹐英國社會是到了一九九三年史帝芬勞倫斯(Stephen Lawrence)被白人青年謀殺﹐導致一九九九年的邁佛森報告(Macpherson Report)發表﹐揭發了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的種族歧視時﹐社會大眾才恍然認識了「機構的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這一概念。大家才知道﹐原來種族主義不僅僅是在個人態度層次上的問題﹐而且我們仰賴的所有國家社會機構﹐比如學校﹐警治單位﹐大眾傳播媒體﹐都可以是維持種族主義的柱樑﹐傳播種族主義的基地。要改變現況的路還很長遠。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