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中共是什麽時候想當老大的?

2018-12-16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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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期,名義上維護蘇聯「老大哥」的地位,但他的很多言行已然表露出「坐二望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美聯社)

毛澤東時期,名義上維護蘇聯「老大哥」的地位,但他的很多言行已然表露出「坐二望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美聯社)

誰能坐上中國冷戰史研究的第一把交椅?毫無疑問是傳奇般的、非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沈志華。

沈志華在北京長大,畢業於名校北京四中。儘管他與共產主義制度有衝突,但他有著近乎完美的共產黨家世:他的父親在國共內戰期間加入毛澤東在延安的軍事基地,後來在黨內官運亨通,官至中國監獄系統的二把手,而他的岳父是中共元老習仲勛的好友——即便如此,沈志華本人仍然不能免於似乎註定的牢獄之災,他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兩度蒙冤入獄:毛時代,他報名參加空軍,入選飛行員,突然被降為地勤,並遭誣告而被迫復原。還是他自己去找到誣告人,讓對方寫了證明材料,才把誣告材料從檔案中取出,否則那薄薄一張紙會讓他終身成為賤民。文革快要結束時,他又因議論時事,言多必失,被「四人幫」關進監獄,「四人幫」倒臺後才獲釋。

在鄧小平時代,沈志華歷盡波折進入體制內,開始其學術研究,卻又被指控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再次入獄兩年。間諜指控源于他向一名美國留學生提供了一些關於中國農業改革的文章,當時他並不知道,中共當局懷疑這名美國留學生與中央情報局有關。在獄中的兩年裡,他發明瞭一種方法,將一個空牙膏管做成鋼筆。他向獄方要求獲得關於毛澤東、馬克思和列寧的書籍,如願以償後,在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一書的空白處寫下第一本書的筆記。

體制內的大門重重地關上了,沈志華只好「下海」求生,靠著聰明才智,炒黃金賺了幾百萬。但他心中從事歷史研究的理想仍未改變。上世紀九零年代初,趁著蘇聯解體,沈志華孤身跑到俄羅斯,花了一百四十多萬人民幣,買下一萬五千份冷戰檔案,從此成為中國坐擁最多蘇俄歷史檔案的學者,這些檔案為解讀一九四九年以後冷戰背景下的中國歷史提供了紮實可靠的依據。他並不壟斷這些檔案,很快就將它們全部公開,讓同行共用,其胸襟之開闊,讓人肅然起敬。他還用賺來的錢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資助各類史學專著的出版。

當沈志華著述等身,在國際上獲得普遍承認之後,重返中國學術體制就水到渠成。這個世界是勢利的,對於有錢、有名又有真本事的人,門檻自動降低,規則束之高閣。沈志華這位沒有任何學術職稱和高等教育文憑的學者,先後被社科院、北大、人大、港大、華東師大聘為教授或研究員。沈志華創建的華東師大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也因他的緣故成為中國冷戰史研究的重鎮。

《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國》作者沈志華(作者余杰提供)
沈志華著作《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國》揭露冷戰時期歷史。(作者提供)

沈志華認為,在國際關係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務是重構被扭曲、被遮蔽的歷史。重構歷史必須從個案做起,先搞清楚基本史實,再探討其背後的理論問題,這樣對歷史的理解才能不斷加深。他為自己設定了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希望中國揭開自己的秘密,打開自己的檔案,把中美關係、中朝關係的往事以及其他很多內容告訴國民。當然,習近平不會支持這個願望,中國的檔案機關始終是「庭院深深深幾許」。沈志華只好就現有的蘇俄檔案及中國已公開的史料、個人回憶錄等展開研究,《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國》是他的一本重要的論文集。他試圖回答一個學界始終爭論不休的議題: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間,中國的國家政策為何選擇階級鬥爭,放棄經濟建設,以致十年後發生文革浩劫,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晚到了二十年?其中,既有中國國內矛盾的積累、黨內派系鬥爭的激化以及毛澤東個人陰狠自大的性格等因素,但沈志華第一次將目光轉向外部因素——中蘇關係以及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中「話事權」的變化,無不對中國的國內政治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史達林神話破滅,毛澤東神話呢?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發表秘密報告,打破了史達林的神話。對於多年來將史達林奉若神明的蘇聯社會和社會主義集團的各國來說,都宛如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或颶風。既然是秘密報告,蘇聯當局並沒有向中國轉達報告全文,中國是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秘密報告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然後呈送給毛澤東等領導人。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曉夫。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曉夫曾公開資料,打破了史達林的神話。(資料照)

沈志華分析説,毛澤東對蘇聯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擔心。毛本人長期受史達林打壓,早已忍無可忍。延安時代,史達林從不將中共放在眼中,一度為了與國民黨結盟而放棄對延安的支持,任由延安自生自滅。國共內戰期間,史達林向毛提出「劃江而治」的建議,讓中國成為南北朝,由美國和蘇聯各自控制一邊。毛勝利在望,哪裡肯聽。中共建政後,毛第一次出國訪問,是到莫斯科朝聖,覲見史達林,簽署出讓中國主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換取蘇聯的若干經濟和技術援助。在此期間,毛遭到史達林的冷遇,被安排在郊區別墅苦等數日,史達林故意以此挫其銳氣。後來,毛告訴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說,他第一次去莫斯科,「史達林、莫洛托夫、貝利亞就向我進攻」。當毛聽說史達林在他下榻的別墅裡安裝了竊聽器時就更生氣了。有一次毛同史達林吵了起來,史達林直接把電話線掛斷了。毛悶在房間裡發脾氣,拍桌子,埋怨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

史達林還在世的時候,毛不敢造次,大致保持畢恭畢敬的姿態。史達林死後,尤其是赫魯曉夫展開對史達林的批判後,毛頓時感到頭上的緊箍咒被拿掉了,脫口而出説,感謝赫魯曉夫「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理解個人崇拜問題」。然而,很快,毛就回過神來,改口批評赫魯曉夫「捅了簍子」。為什麼呢?沈志華梳理了大量當年的外交檔案後,分析説:「毛澤東反對的是對史達林的崇拜,而不是對中共領袖的崇拜,歡迎的是蘇聯黨批判個人崇拜,而不是中國黨也批判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還是需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沒有讀懂毛的心思意念,致力於將中國黨內外的個人崇拜降溫,因而使得毛對他們有了猜忌之心,這也成為毛發動文革,將劉鄧形容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的起因。   

鄧小平 軍裝
赫魯曉夫展開對史達林的批判後毛澤東讚賞此行為,卻也讓鄧小平致力於將中國黨內外的個人崇拜降溫,因而使得毛對他們有了猜忌之心。(資料照)

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德國學者丹尼爾·裡斯在《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辭崇拜與儀式崇拜》一書中,首先討論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中國政治走向的影響。作者認為,從表面上看,中共在八大上與「秘密報告」相呼應,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論點,但並未給出防止個人崇拜的指導方針。反之,「伴隨著毛澤東在中共主導機構充分樹立的高大形象,中共這個列寧主義的先鋒黨就為新一輪個人崇拜的崛起打下了結構性的基礎,在毛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帶來的國際形勢做出了評論後,此新一輪的個人崇拜進一步得到了加強。」這個結論與沈志華基本一致——蘇聯的批判史達林運動,長遠而言,成為一股讓毛澤東強化中國黨內外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的「反作用力」。

波匈危機,中國趁勢介入歐洲事務

外交與內政之間是雙向互動的。中共建政後,外交政策一邊倒向蘇聯集團,蘇聯和東歐的政局變化,無不清晰地投射到中國的內政上;同時,中國也敏銳地把握蘇聯東歐集團的脈動,並開始發力介入「大家庭」的事務。

本書最精彩的章節是《「波匈事件」:中國的反應及態度轉變》、《周恩來穿梭外交:中國開始介入東歐事務》、《莫斯科會議:走到頂點的中蘇同盟關係》等部分。作者認為,一九五六年十月爆發的波蘭危機與匈牙利危機,推動中國介入歐洲事務,獲得極高聲譽,開始挑戰蘇聯共運領袖的地位。其中,蘇軍兩次軍事干涉匈牙利,蘇聯高層的內部意見很猶疑;中國先提出撤軍,然後又主張干涉,態度都很堅決。沈志華指出:「正是這些看來不容更改的意見,對蘇聯處理危機的方式和結果產生了導向性影響」。

本書特別指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決定匈牙利改革派領袖納吉及其政府命運的關鍵性一步,是毛澤東首先邁出的,而在危機關頭,納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納吉曾緊急召見中國大使郝德青,向其表示:「情況萬分嚴重,請大使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求中國政府幹預此事,幫助解決蘇軍撤退問題。」納吉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此時已經做出了與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決定。殺死納吉的是蘇聯佔領軍,但納吉的死刑判決書上的「隱形簽名者」卻是毛澤東,納吉死不瞑目。

波蘭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浪潮遭到蘇聯出兵鎮壓,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這兩個國家的民眾對蘇俄的仇恨暫時被壓制,但此後數十年間暗潮洶湧,一九八九年終於爆發「蘇東波」,蘇聯東歐所有共產黨國家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全部垮臺。回到當年的情境之中,赫魯曉夫缺乏史達林的威望,經歷波匈事件,表面上大獲全勝,卻在道義上聲名掃地,灰頭土臉,不得不尋求毛澤東的支持。中國不費一兵一卒,只是運籌帷幄、合縱連橫,就坐收漁翁之利。此消彼長之間,中國開始較多介入東歐事務,比如贈送匈牙利三千萬盧布的物資和現金,比如周恩來以「調停大使」之身份高調出訪蘇、波、匈三國,再比如拉攏反蘇的南斯拉夫獨裁者鐵托……毛澤東從中國古書中悟出的權謀術,是赫魯曉夫所望塵莫及的。

周恩來與毛澤東
在蘇聯以及東歐發生「蘇東波」時,中共勢力也開始增長,例如派了周恩來以「調停大使」之身份出訪多國。圖為周恩來(右)與毛澤東(左)。(資料照)

毛澤東名義上維護蘇聯「老大哥」的地位,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但他的很多言行已然表露出「坐二望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有意思的是,當時赫魯雪夫還在猶疑,是不是弱化蘇共的領導地位這種說辭,或者提出「以中蘇為首」的說法,毛澤東卻高舉「以蘇聯為首」的口號,還去說服其餘有意見的外國黨。而提出這種口號,「在黨內這樣談‘以蘇聯為首’,多少有些居高臨下的姿態,似乎是一個以國際共運指導者的姿態來維護蘇聯的形象」。赫魯曉夫被毛澤東放在炭火上烤而不自知。

由此可見,中國並不是習近平時代變得財大氣粗了,才敢於跟美國叫板;早在還要「勒緊褲腰帶」的上世紀五零年代,毛澤東就已經豪氣幹雲地要進軍歐洲、與蘇聯互別苗頭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本性,也是中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天下帝國」的文化傳統使然。今天美國的領導人、智庫、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士,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才能更瞭解共產黨政權的特質,並製定精準的對策。

不是詩人的狂想,而是獨裁者的殘暴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應赫魯曉夫之邀到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國際會議。這次莫斯科之行,與上一次形成顯明對比:赫魯雪夫安排的接待規格極高,除了紅場慶典時圍著毛澤東歡呼,發言時可以唯一一個不用起立,還準備了木板房,把馬桶也給改成蹲式的。

毛澤東終於可以在莫斯科向「兄弟黨」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毛在主題發言中直接干涉蘇聯的內政,對赫魯曉夫剛剛清除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團的蘇聯新一輪黨內鬥爭評頭論足。儘管毛支持赫魯曉夫,卻語帶威脅地説,「處理得好,可以不出亂子。處理得不好,有出亂子的危險」。當時,整個會議大廳變得死一般的寂靜。赫魯曉夫的副手米高揚示威性地從椅子上站起來——説是以蘇聯為首,而毛澤東卻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顧忌地隨意評論蘇共黨內的分岐和矛盾,這能不讓蘇聯惱火?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卡德爾在毛澤東講話時寫下一張字條:「俄國人同中國人在國際工運中爭當意識形態首領的鬥爭開始了。」

在這次大會上,各國共產黨領袖們見識了毛澤東所謂「詩人般」的即席談話風格。比如「東風壓倒西風」,説的是既然蘇聯宣佈要在十五年內超過美國,那麽中國就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最匪夷所思的是,毛談論核戰爭時說:「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我説,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超英趕美還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兄弟黨附和,而聽到核戰爭這段話大夥都目瞪口呆,毛對戰爭的狂熱和對人命的輕視讓歐洲人感到不可思議。赫魯雪夫回憶說,「整個會場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靜」,只有宋慶齡一個人發出讓人毛骨悚然的、女巫般的笑聲——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母」,早已淪為毛澤東手中的傀儡和玩物,這個曾經西化的、優雅的女士的可怕的笑聲從反面呈現出中共極權主義制度的邪惡與野蠻。

會後,許多代表的反應都十分強烈。捷共第一書記諾沃提尼説:中國有六億人口準備損失掉三億,我們怎麽辦?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千兩百萬人。波蘭共產黨總書記哥穆爾卡也毫不掩飾地表示了憤慨。毛的這一番講話並未給他本人和中國贏得國際聲譽,反倒讓那些稍有理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從此避之唯恐不及。中蘇絶裂之後,中國成為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在共產黨集團中只剩下阿爾巴尼亞這個無足輕重的盟友。

因為沈志華重返中國官方學術體制,在一個缺乏基本學術自由的外部環境中,他在很多時候只能欲說還休、猶抱琵琶半遮面。比如,他小心翼翼地為毛辯護説,「毛澤東發言的本意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難以理解」;他也刻意誇大周恩來的外交才幹和外交成就,將周毛做一定的區隔,其實,周只是毛的政策的忠實執行者而已,周毫無個人意志和個人觀點。

在結論部分,沈志華指出:「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關係發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蘇關係發生變化的一個轉折點。」僅僅半年多以後,中蘇關係就從巔峰跌倒低谷,從意識形態的論戰到兵戎相見,變臉如此之快,連西方都始料未及。而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必須在兩國之間選邊站。蘇聯從中國最親密的盟友變成比美國還要危險的、最大的敵人——而為了對付蘇聯,毛澤東甚至不惜跟美國和好。這一段歷史,值得今天一廂情願地企圖「聯俄抗美」、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的習近平引以為鑒。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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