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力量使國家經濟發展均衡均富
民間力量的參與和發揮，是一國經濟可以奮起振作堅強，甚至再造再生國家社會活力的最重要基礎。民間力量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主要出自於儲蓄、累積、投資、消費、貿易與創新研發。民間部門越厚實強大，則國家經濟發展成長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過度仰賴政府公共部門獨佔、獨霸、扮演唯一角色的國家，其國家經濟發展成長績效，必然都會是越差、越後退的。在民間部門厚實強大的經濟體制下，國家經濟運作可以形成為善性循環，使整體社會表現「好上更好」，今天在國際社會立於前沿地位的所有先進國家，都是絕佳的標竿典型；而仰賴政府公共部門權力的經濟體制，則幾乎悉數都淪陷於惡性循環，反而最容易促使國家社會，變成為均貧或均弱社會，過去兩個世紀，所有純粹共產主義社會的典型，正是最佳印證。
民間棄守 經濟當然頹退
今天臺灣困境的「民間部門大棄守」現象，主要肇致原因，乃是因為二十多年長期「仇富、反商、醜官、毀軍警」謬誤政策，加上對外（尤其是兩岸）鎖國政策自封自裁所造成的；這樣子的「國家政策發展」事實，既砍斷了所有臺灣經濟動能根源的，產業開發投資、知識創新研發投資、服務業軟體經濟模式開發投資，也使得整個臺灣經濟再向上升級進步，繼續向外提高吸引力與競爭力機會與可能性，都告斷送。
過去60多年一向締造臺灣經濟奇蹟的民間製造業部門，尤其是產業經濟主力的石化產業及傳統重化產業的開發投資，在國光石化案將近9,000億元大投資以及最核心關鍵能源投資開發的核四廠案，相繼受制於偏激民粹抗爭以及反對黨派政治操弄的阻絕而告終之後，已使得所有民間製造業投資都變成為「絕對不可能」。則在今天毛治國內閣，竟祇想要動員「小微且無關緊要的輕便公共建設事項」，就想要再度有效啟動民間製造業投資意願與熱情，恐怕都會是，枉然而且不可恃之舉。
可貿易服務業的孤伶無援
至於，從1990年代末即已受到政府主管部會、知識菁英、學研智庫與學者專家，共所期待「以服務業發展替代製造業開發」的經濟結構大轉型經濟治國策略，則亦因為社會「仇富反商、照護弱勢唯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治國經濟魔咒的作祟，從根本上，否定了資產財富的社會貢獻價值、否定了加值創新有價，否定了軟體服務有價、否定了聯網流通貢獻有價（反中間剝削也）、否定了知識智慧有價，否定了時間效率有價，否定了特色化差異化有價；則當然，在這樣子的情境背景之下，所有臺灣關於可貿易服務業（tradeable services）的投資開發、營運永續，自然都不會得到公共資金財務融通之支援與支持，也得不到租稅負擔得以豁免的鼓勵，更得不到公平交易法制在差別定價、市場需求定價機制的彈性自由開放的良善對待。
勞動法制成了經濟躍升進步的殺手
更為重要的是，國家人力資本主管機關的勞動法制，都困鎖在舊農業社會時代的思維框架之中，困鎖在工廠經濟標準生產線營運的思維框架中，困鎖在「祇有體力才有勞動貢獻，而智力卻會製造更嚴重貧富差距」的荒唐思維框架中，使得有智有識的專業專門人才資產，根本無法進場貢獻社會，也無法永續生根於職場，也就是說，現行勞動法規真實阻滯了臺灣現代高端服務業的「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持續升級向上的激勵誘因之產生」。在這樣子的背景前提之下，則臺灣服務業經濟部門的任何新興投資開發之增進擴張，對於國家經濟振興與躍升進步，都不可能會產生出太大顯著貢獻的。
經濟藍色大憂鬱症恐怕難以紓解
當民間部門在投資、消費、貿易、競爭力各方面的參與可能性，乃至積極投入意願，都要在激越的民粹反對抗爭，以及政府高度向共產主義經濟體制傾斜壓縮框束之下，不得不被迫退場，或者主動退席棄守之際，期待臺灣這場經濟保二大作戰，以至經濟藍色大憂鬱症的紓解策略能夠有效成功，豈有可能呢？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