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曾經短暫希望去做外交官的查良鏞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並開始大量撰寫副刊文章，也對電影、戲劇、歌詞等文學載體廣為涉獵。兩年後，兩名拳師在澳門的比武吸引香港數萬人過海觀戰，《新晚報》借此風潮請編輯創作武俠小說連載——這時候被約請創作這一體裁的兩名副刊編輯，便是筆名「梁羽生」的陳文統和筆名「金庸」的查良鏞。
武俠連載
作為一種文學題材，一般認為中國的武俠小說是起源於唐代，但是武俠文化的文學源頭，卻可以追溯到漢代司馬遷《史記》當中的章節《遊俠列傳》。
1954年的那場比武熱潮之下，《新晚報》的連載令這種古典的中國文學類別重新煥發生命。梁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和一年後金庸發表的《書劍恩仇錄》令《新晚報》銷量大熱。
之後，查良鏞又先後在《商報》連載《碧血劍》和《射雕英雄傳》，「金庸」這個名字逐漸成為現代武俠小說的一個座標。
憑借著在武俠小說領域建立的聲望與影響力，查良鏞在1959年創辦《明報》，他希望用趣味話題配上自己的武俠小說，建立一份別樹一幟的小報。
《明報》見證了金庸武俠的一段全盛時期。《神雕俠侶》扭轉報紙初期的虧損狀態，之後《明報》又連載了1961年的《倚天屠龍記》、《鴛鴦刀》、《白馬嘯西風》，1963年的《天龍八部》等作品。一直到1972年完成《鹿鼎記》之後，金庸宣佈封筆。香港一家媒體稱，金庸「在退出俠壇時仍稱霸武林」。
在邁入經濟繁榮時代的香港，金庸與小說家倪匡、文化人蔡瀾及詞曲作家黃霑並稱香港「四大才子」。
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一個文化標記，他筆下的武俠故事承載著他對自己已經離開的祖國大陸深邃的歷史、文化和哲學的依戀，也滲透了他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歷著陣痛的憂心。也正在此時，他經歷了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以其筆鋒盡情施展他對華語世界的洞察。在他最多產的《明報》時期，他被認為幾乎是一手寫武俠，一手寫時評。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1960年代也正是中國政治激烈動蕩的時代，在此階段香港同樣左派思潮盛行。對於「大躍進」和毛澤東領導下的文革這兩段歷史，《大公報》、《文匯報》對許多敏感事件都未予報導，而查良鏞的《明報》卻表現出以批判態度報導內地「難民潮」和文革的編輯取向。這種取向甚至體現在了他的武俠作品當中——金庸自己曾承認，《笑傲江湖》是一部諷刺文化大革命的武俠小說。
也是在這段時期，《明報》從一份以文學、趣聞和馬經為主的小報升格為一份被知識分子接受的報刊，建立了「言論獨立」的形像。文革時期開闢的「北望神州」版塊，也為當時對中國大陸了解不深的香港人打開了信息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