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網對朱軍案兩位當事人的專訪，其中一人對公共知識分子任務危險的界定及「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的審判、她們二人都未提及房間裡的大象（反而展望美國司法救濟體系…），也是我對很多女權主義者的基礎印象之一。很多人以自我認同為女權主義者而自豪，我以為這也是一種危險的傾向，依然可以以「我是中國人我自豪」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做類比，儘管這可能也並不恰當。一些極端的女權主義者會走向女性神話—男性原罪的性別本質主義陷阱裡，這在七月底的米兔運動公共討論中也有所體現，當然這是少數現象，卻也值得警惕。很多人自我認同為女權主義者的初心是一種想要站在弱者的立場、為弱者發聲的來自強弱善惡二元對立的樸素正義情感，這亦是危險的，恐怕也是女權主義所反對的。
女權主義是一種進步主義。可在七月底我發現我很難接受自己以女權主義者自詡了。一方面是因為它理論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中國自我認同為女權主義者的人們自身的一些問題，當然我並不說這些問題是一個「錯誤」，只是對此我有很大的保留意見，或者說是疑惑。這些激進左翼的思潮自然跟共產主義有很大相似性，所以彼此之間互相類比也是有其合理性的。
直到九月初我錯過的那個充權講座，我才意識到學術界還有一個新的理論一條新的進路可能可以比在命名上單純強調一方性別的女權主義更好的描繪並且通向彼岸世界。當然在公共空間我已經沒有發言權了，我只是在敘述我的個人經驗以及觀察而已。但我仍然認同女權主義的願景，它所描繪的男女平等烏托邦（傳統的女權主義的一個局限也在於忽略了多元性別的敘事，往往只強調男女二性）需要被修改（我之所以不用「修正」是因為我不敢篤定被修改後的是正確的，我始終以為審慎的理性是人類最寶貴的可能也是比較稀缺的財富）為性別平等烏托邦（承認多元性別），儘管它的實踐方式有待商榷或需要被反對。
這可以類比卡繆與共產黨的離合。卡繆加入法國共產黨的初心是想竭盡所能減少世界的苦難，而他退出共產黨卻並不意味著他改變了初心，相反他一生都沒有背離初心，反倒是共產黨越走越遠…女權主義作為一種激進左翼的思潮自然跟共產主義有很大相似性，所以彼此之間互相類比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儘管我知道有時借用歷史做對比是危險的，請允許我在進步主義大行其道時有所保留。畢竟，我也可以選擇不夠革命、被時代拋棄。
我也畏懼屠龍的人手中的利刃，我不知道拿著利刃的那個生物是人還是龍了…這個比喻當然很不恰當。我是說，當中國的女權主義者都在攻擊、審判自由派的時候（我不認為自由派有攻擊、審判女權主義，但…），我覺得這是危險的，並且我為之扼腕，因為我始終以為共同的底線是重要的亦是必要的，儘管有人也已經宣判了它的死刑，這也是我的烏托邦。
當我在尋找一個可以替代的性別立場的時候，我必須想方設法跳出女權主義—反女權主義二元對立的陷阱。但學識所限，我還沒有掌握一個新的理論資源。如果必須得表態，我可能會說我是一個充權主義者…當然，其實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所以倒不如仍然堅持卡繆也堅持的那樣一個觀點：與其犯錯，不如緘默。要緊的是學習。我仍然可以陳述我的經驗，因為我覺得每一種經驗都是寶貴的並且不可替代的。但在面對一些學理問題時，我仍需要積累。如果各位朋友有什麼相關的資源可以介紹給我學習的，鄙人不甚感激。
我沒有反思女權主義的知識能力，但我有反思我與女權主義的經驗基礎。我是說，我未能在嚴謹的學理上批評它並且試圖指出一條新路，但我可以並且必須反思我在性別問題上所持立場的歷史。
卡繆的終極烏托邦被他命名為地中海思想或太陽思想，簡單概括即是愛與節制。具體放在人類理性上則體現為承認理性有用但又承認理性並非萬能的堅持理性有限的理性主義。這即是人類意識到自己的限度，反對僭妄自身走向理性的自負以及盲目的樂觀，亦反對走向認為理性百無一用的消極虛無主義。這與蘇格拉底「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我來說這亦應當是一種人生態度，即永遠不自詡、篤信自己為正義、進步、正確、真理，保持反思與學習的能力並經常進行之…如果要編個座右銘，則可以被表達為：謙卑不狂妄、求學並自省。
九月初我所認識的一位香港友人的口頭禪是「我猜是因為…」，這使我記憶猶新，我以為這即是寶貴品格。說實話我內心裡的浮躁和自負的種子一直都在並且時常發作，我也永遠不能以審慎理性自詡，否則這也是一種僭妄和崇拜。我需要學習它們，而不是自詡為它們。
我也曾經體驗過並且仍然嚮往革命激情，雖然我意識到它們可能釀成大錯。我只是…處在一種矛盾和猶豫之中，因為我對於某些問題始終拿捏不定。所以我不急於表態了。激情似乎很難與理性劃上等號，但似乎可以努力讓它們彼此靠近，這也是反思的成果之一。
批評進步主義、對進步主義持保留意見的人，可能會被進步主義者當作敵人。因此前者在表達觀點時必須始終強調ta不是為了破壞、毀滅、反對進步主義而說話的，而是為了批評進步主義以使進步主義變得更好才說話的。但這護身符往往是無用的。法國大革命以降我們看到很多進步主義者結成同盟並首先攻擊那些反進步主義者，待那些真正的反動派被消滅後，則把矛頭對準了不夠進步者…
我本人性格中有一種完美主義傾向，而我的理想主義烏托邦往往與完美主義潔癖是劃上等號的。我雖然渴望成為行動主義者卻因為對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畏懼而猶豫不決。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行動主義者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了，我想要表達的是所有的行動都不可能完美。我理解，並且我希望批評起到讓行動向完美靠近的作用。這種願景使我難以百分百親近運動，但這不妨礙我的同理之心…當劉瑜說她有婦人之仁的時候，我意識到她是在說他對所有人都懷有同理心，而並非只對具有某種身份的人懷有同理心，例如弱者。我跟劉瑜一樣。「我沒有敵人，我有愛」，這當然是烏托邦，博愛一直都是政治鬥爭的笑話，但我仍然追求它…我是說，即使承認有敵人，也要把敵人當人看待，不能因為敵人不把「我們」當人看待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了，儘管這不符合鬥爭精神…
這亦是我對政治始終保有戒心的原因。此岸世界的政治似乎皆無法擺脫盟友—敵人二元對立的世界觀，這本身是對朋友和博愛的反動。當然我知道有學者提出了友愛的政治的烏托邦構想，但那畢竟是彼岸世界的事了。在此岸要採取什麼態度呢？當我把我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落地的時候，我所能採取的態度似乎是憲政愛國主義、公民民族主義。這或許是一個類比的思路。然後便要行動了…
在七月底參與米兔公共討論後我被指斥為製造黑洞，我亦記憶猶新。我不希望此文在學理上的淺薄導致又一個黑洞的出現，只希望各位僅把它當作一篇普通的個人經驗的陳述看待吧。我知道我已經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仍然要捍衛我表達的權利。感謝在此之後仍然包容我的人。此文的所有錯誤皆是我一人造成的。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本文原刊《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