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尤振仲是飛機駕駛，他現在是英雄候選人。
如果尤振仲開的是民航機，當他跟塔台回報：「儀表失常，加速失常，減速失常」，甚至要求改降途中任一機場，絕對不會有任何人告訴他：「繼續飛飛看，不要誤點」。相反的，飛機一定可以儘速降落檢查，那麼，災難不會發生，連帶的不會有事後「最後二分鐘加速與黑盒子紀錄不符合」的問題，更不會有人員的傷亡，一降落，他就是免於空難的英雄候選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飛機飛在空中，一出事就必發生人命損害，茲事體大，人們不敢輕忽，一有瑕疵，寧願「料敵從寬」。
如果尤振仲開的是民航機，那些告訴他「繼續飛飛看，不要誤點」、拒絕他改場迫降的人，在空難發生後，一定會被追究責任，而飛機如果因此最後失事，尤振仲應該不會負過失致死的刑責，因為當他沒有合法降落的選擇時，最後只能為所有人爭取活命的機會，那怕過程中真的有操作不當，根據民航慣例，通常不會追究刑責。因為機長在飛機上共生共死，除了特例，沒有機長會故意過失讓飛機失事，真的出事，機長死亡的機率甚高。機長沒有犯意。
如果尤振仲開的是民航機，檢調絕對不會問他：「為什麼儀表版失靈後，你是用經驗判斷飛航速度的，而不是繼續盯著儀表版？為什麼最後你的速度和黑盒子的不一樣？」，因為檢調知道，飛機儀表失靈，除了靠經驗硬撐到迫降外還能靠什麼？難道要他直接關引擎讓飛機墜落？用法律的術語，機長沒有「期待可能性」。
飛機和火車都承載多數旅客，有固定「路線」，一旦失事損害極大，兩者在某些特質上極為相似。可是我們對於火車駕駛的保障及信任，卻遠低於機長。根據民用航空法的規定，機長認為不適航時應停止飛航，在飛航中，機長為負責人，並得為一切緊急處置。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應負航空器飛航安全之責。換言之，依民航法，飛機出問題，機長認為不適航，就是不適航，誰也不能逼他繼續飛。出了事，航空公司要負責；可是，換成火車，火車駕駛卻沒有這些權限，即使只有機長權限的5成，可以自由決定停駛，此次事件都不可能發生。
尤振仲不是飛機駕駛，他是火車駕駛，所以他現在不是英雄，只是被告。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及檢調的眼睛是有色的。犯罪的人被逮捕後，如果法官作成了「不羈押」的決定，通常會被民眾罵到臭頭，認為縱放犯人在外「趴趴走」。可是這次事件，法官作成「不羈押」決定，民眾卻沒有抗議，反而支持，甚至認為政府只是想讓火車駕駛當「替罪羊」。為何？因為群眾的眼睛雪亮，知道問題的關鍵在儀器失靈但卻不讓停站檢查或換車；相對的，政府和檢調在這次事件中，卻是眼睛有色，大概因為「上帝在他們眼前遮住了簾、忘了掀開」，一直在追問「儀表失常為何用經驗開車不繼續看儀表版」、「為何速度和黑盒子的紀錄不一樣」、「為何要關ATP」。要是儀器失常，火車駕駛還能開出和黑盒子紀錄一模一樣的車速，甚至還讓失常的儀器控制車輛的加減速，那他應該是機器人、神、或神經病；客觀上即使有犯罪的可能，主觀上是否有犯意，是重要的判斷依據，檢調對被告有利不利之事項應一體注意，只抓著客觀事實不放，難免有爭議；而政府急著要火車駕駛去行政院的調查小組報告，並帶風向認為問題在「ATP有沒有關」。可是，如果一有問題就立即停下檢查、換車等，不去強求準點，根本不會發生後來的事情，ATP根本沒有關起來的機會或需求。因此，不允許停站檢查換車，才是事件發生或損害擴大的最主要原因。對於飛機，我們認為人命關天，一有問題，不必考慮是否誤點，都會許可迫降。對於火車，為什麼我們的要求卻是「撐一下」？對於機長，為了珍惜人命，我們賦予他緊急處置的權限，對於火車駕駛，為什麼不給予這種權限？
要火車駕駛負全責合理嗎？刑法第 21 條第2項：「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 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目前事實證明，尤振仲已經告知上級，車輛有問題，並希望停靠檢查、換車，上級卻要他繼續行駛。如果依上述刑法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的精神，雖然沒有書面，本案中的刑事責任，也應由長官負責，而非尤振仲，因為他沒有不聽命行事的選擇。目前檢調的偵辦方向，訴求由司火車駕駛負全責，這種邏輯恐須進一步檢討。
尤振仲是火車駕駛，不是機長。但如果因為這個原因，讓他變為過失致死罪的被告，要他負起全責成為「替罪羊」，並放任應負責任的官僚逍遙，那應該是司法的恥辱，也是全台灣人民的恥辱。 （相關報導： 公孫策專欄：奧步不死，只會與時俱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