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文出版社創辦人張清吉先生過世了！高齡91，他所出版的「新潮文庫」卻在台灣上個世紀60年代起開啟了青年人的國際視野與思潮，曾任新潮文庫主編的曹永洋就說，張清吉，「這位日治時代的出版界傳奇人物，比我在大學裡看到的博士，對文學、藝術、哲學、電影都擁有更精湛的素養。他通過日文，涉獵不同領域的經典，卻始終謙虛。」
對於四、五年級生來說，從高中時代起幾乎手上、書架上與同學討論中，最常見的就是新潮文庫的書，說起來並不貴，可是每一本都充滿著新知、新潮，對於當時的戒嚴時代與環境來說真的就是年輕心的思考與心靈的出路。可以說志文出版社對台灣文化的貢獻非常大，尤其是新潮文庫的叢書，就像是心靈啟蒙一樣「開創了台灣新潮的一代」。林衡哲也多次公開推崇地說：張清吉先生猶如「台灣的王雲五先生」。
林衡哲可以說是台灣翻譯引進羅素與邏輯思考及訓練的先驅，他譯的《羅素回憶錄》《羅素傳》在1967年6月出版，是新潮文庫編號第1及第2號作品。林衡哲曾力勸張清吉，應出一些具有水準的書，對社會有益、有正面影響的書，就像古人所說的「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可以說林衡哲與張清吉就是新潮文庫的兩大推手。
《羅素回憶錄》及《羅素傳》推出之後，當時還獲得素不相識的殷海光與陳鼓應等人親自前往出版社加以肯定，希望他們繼續出版更多好書。林衡哲得知書獲好評，也是興奮得不得了，高喊著「再出啊！」一口氣著手規劃了十多本書，還介紹許多同學像賴其萬、林克明、葉頌壽、文榮光等一起加入這個譯書的行列。在出版五十多號時，開始著手翻 譯日本哲學書籍。此時主要的推手就曹永洋，另一位就是張清吉本人，他倆均接受過日本教育，張清吉在公學時代受到上蒼老師的啟發，開始讀《少年俱樂部》、《文藝春秋》、日文雜誌《講談社》、戰爭故事的時代劇、日本改編的英美文學等。日後更是酷愛岩波文庫的書，常到日本考察，一到飯店就直奔他們的書店，研究他們的出版方針、風格，以及經營企劃的手法。
後來，曹永洋再介紹鍾肇政、鄭清文、胡耀恆、顏元叔等文學青年，陸續出了三十多種「新潮文叢」；那時，在美留學的林衡哲建議，海外有許多優秀學人的作品值得出版，像楊牧（當時以「葉珊」為名寫詩與書），還有劉大任的《紅土印象》，不過此書遭禁，志文出版社還遭盤查、監聽，連帶出版世界文學《動物農莊》，也被懷疑意有所指，要張清吉交代和出版此書的相關人士。儘管如此，張清吉深信的出版理念就是：「如果我們把這些舊書重新編印，一次印個一千本，就能多讓一千個人看到這些好書了。」
猶記1974年進入大學時，學長姊召集的讀書會，第一本討論的書就是雅斯培（Karl Jaspers）的《智慧之路》，在當時接受的正規西方哲學課程訓練中，「存在主義」被視為非主流之際，雅斯培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橋梁，讓當時似懂非懂的我們打開更大的「西方哲學大門」，日後讀起海德格、沙特等作品時，多多少少不會覺得困難而能「反覆咀嚼」有些許心得。當然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房龍的《人類的故事》、芥川的《羅生門》、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一本一本地成為進入世界思潮、文學與最新學術趨勢的敲門磚。對於當時缺乏原文書可做直接閱讀的我們來說，新潮文庫等於是幫大家開啟並介紹了文史哲及社會、心理、科學等領域知名人物與知名理論或學說。
新潮的書，從封面設計一直到內容編排是精心製作的，最明顯的就是封面的作者照片，讓你拿在手上好像就和尼采、卡夫卡、卡繆、海明威、芥川龍之介……等人直接對話。張清吉說過，「為了充實內容，從那時開始了每年三、四次（後來每年至少一、二次）到日本神田舊書街或東京各大書店的『操練』。」可以說，新潮就是「台灣版的岩波文庫」，然而加上編者的用心搭配了導讀與作者的年譜。特別是導讀這部分，曹永洋透露，《新潮文庫》五百多本的多數導讀都是張清吉親自撰寫。他曾跟張清吉去過一趟日本，發現他同一本外文書要買十幾個版本，全部讀完後再自己下筆寫導讀。
用心翻譯與用心出版，獲得的結果就是讀者熱烈回應，張清吉表示，「也有的讀者會為了一本書的小瑕疵寫信給我指正，有的也會推薦出版某一位作家的作品，鞭策我們把它介紹給更多的讀者。這時我才知道我在東京街頭、大街小巷為找一本絕版書，像瘋子一樣踏破鐵鞋所流的汗水並沒有白費。」
文化部長鄭麗君在談新潮文庫對她的影響時，就提到是從高中時期開始從「新潮文庫」閲讀哲學與文學，接觸西方思潮，也影響了自己日後從工學院轉讀哲學系。鄭部長所受到的啟蒙與影響，開啟她面向世界的視野。她推崇張清吉，「不只啟蒙了一整代台灣人的知識心靈，也為台灣打開一扇面向世界的窗。」這是對的。不過，她並沒有看到來台北謀生的張清吉踩三輪車。空車等生意時，便拿起小說看個不停，客人要坐車時，便把小說往座位底下一塞，開始幹活兒。送走客人後，再拿出來繼續看。從1949年有多少來自內地各省與台灣本地的青年都在這種氛圍下奮勉求學，幾乎是一無所有，更沒有權力或黨派的支持，就是擁有一股腦地要追求自由的熱誠。鄭部長可曾注意到這種單純真誠，不受黨派影響只追求真理與自由的態度與精神？
鄭部長也沒有看到張清吉在最初經營「長榮書店」時，廣蒐所有舊書，他的書店裡，有日本人留下的日文舊書，第一代外省人清理家園傾櫃而出的中國新文學書籍，魯迅、巴金、丁玲、郭沫若、郁達夫、蔣夢麟……。經常來這裡以布袋選書購書的就是李敖，李敖是來挖寶的，同樣地，林衡哲、秦賢次等人也是長榮的舊識，多少台灣與外省青年來到這座舊書店裡尋求知識的寶藏與心靈的啟蒙，他們與張清吉結識交往，書是大家共同的交集，這也是台灣多元文化重要融合起點。鄭部長可曾看到這樣的討論與對話？可曾意識到這種多元對話的可貴？
還有，鄭部長沒有看到長榮書店鄰居就是文星書店，當1968年4月1日文星被勒令停業結束大拍賣時，店裡的人擠得人山人海，這番景象也讓張清吉「見賢思齊」，想要出一些真正的好書。可以說「新潮文庫」等於就是接續《自由中國》、《文星》的棒子，而用新思潮的書來啟發一整代台灣人的知識心靈。在這背後所融合的是來自各省與台灣本地的青年世代，他們有的是接受過日本教育，有的則是接國民政府的教育，……這種自由、民主精神與思潮，不正是台灣最值得驕傲的文化。可惜的是民進黨在蔡英文執政時期，把這種精神與文化窄化與窒息成為偏狹的「台灣價值」（應正名為「台獨價值」），鄭部長更成了「去中國化」、「去蔣化」及「轉型正義」的急先鋒。
再看，一天到晚標榜「轉型正義」的蔡政府，針對國民黨而毫不鬆口，甚至以「東廠化」自居的促轉會，無疑地就是全面與過往多元融合文化強行切割，並且只允許「台獨優先」的獨占文化與思維，怎麼可能海納百川？促轉會主委黃煌雄終於辭職下台，他在請辭文中提到：「『912』所呈現的心態與觀點，也與我30多年來所堅持的黨外精神不相容。」而會接下主委的初衷則是因為，蔡總統一席「我是民選總統，我代表社會民意，要求你承擔社會責任」的關鍵用語，只是隨著小英離人民愈來愈遠時，這席話更是蒼白，此時不走還待何時。問題是鄭部長有沒有看到「張天欽們」自甘墮落成為東廠鷹犬，離自由中國、文星與黨外當年追求台灣自由民主的精神又有多遙遠呢？這場「自我閹割」之亂和執政黨批判國民黨威權時代的種種惡行又有什麼不同？小英總統呢？……
回到張清吉，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貢獻，當然應受到政府的褒揚。只是鄭部長可曾思考過，同樣地，民歌40多年來，還是讓許多70年代以後的青年世代傳唱不已，民歌的推手中，余光中與楊弦膾炙人口的《鄉愁四韻》《迴旋曲》啟發了多少新世代的民歌手，他／她們對於台灣文化灌注的心血，一樣值得敬禮！他／她們開拓的視野同樣值得我們敬重。他／她們來自不同的省籍不同的校園或地方、職業，多元才是他／她們創作的動力，民歌是他／她們共同的語言，這是多麼值得發揚的共融文化，鄭部長你可以刻意忽略余光中，李敖和他的家人也不在乎總統是否會褒揚，他們在走過的台灣足跡與歲月中，早就銘刻下對次此塊土地的影響，總統或部長真的是尊重多元與融合的台灣文化的話，就請多學習張清吉先生開辦「新潮文庫」的那種「如果我們把這些舊書重新編印，一次印個一千本，就能多讓一千個人看到這些好書了。」只問書好不好，不問國籍、黨派立場或來自何地，只要對台灣這塊土地有益，對啟發下一代有益，就全力以赴出版一本好書，這種精神才是真正的台灣價值啊！
＊作者為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