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然而，從普大退休的這位講座教授，後來自願給自由亞洲電台做「特約評論員」。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電話來問，紐約時報稱香港歌劇《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網上說中共忌諱紀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溫，於是找了有關資訊傳真過去，因為他要準備在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講講，接連打了三次電話找不到我，我出去採購了。晚上陳淑平來電話才講出原委，原來余先生日前與北京《經濟觀察報》記者馬國川訪談《回首辛亥革命》，是近來他極精彩的談話，國內封殺，卻被董橋欣賞而刊登於香港《蘋果日報》。我這才找來閱讀，果然把所謂「晚清變革」、「辛亥意義」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幾年，「反『反傳統』」漸成主流話語，進而對「辛亥推翻皇權」作負面詮釋、否定孫中山已成時髦，一個替代的說辭，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卻是欲為中共今日「不改革」辯護。哪知「批判激進主義」的大師，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變革」、極言「滿洲黨」不肯改制才誘發革命，進而肯定革命並非「暴力」，甚至「軍閥割據」才有多元空間而生出「五四」，比比皆歷史洞見，非「大師」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證「所有歷史皆當今史」，不從當下出發說歷史則無異於空談妄說。余英時滿腹經綸，把玩古今於談笑之間，卻不沾一絲迂腐或高深，當今一人而已，學問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兩年後我搬離普鎮去余府告辭，老兩口拉我進去聊得戀戀不捨，余先生說：「我們是朋友，日後多回來看我們。」他拿出一頁草稿說是「借宋代談中國傳統政治」，我問是朱熹嗎，他說是的，五十萬字已大致寫完。陳淑平在旁透露了一句：「下一本書他也想好了。」「什麼？」「《唐詩與佛教》」，我的天，真是一部大書！
2000年底我有一則日記寫道：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份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1953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幾年，從未向外洩露這個秘密，今天已時過境遷。那年秋天余先生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