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國生活感受很深的一點，也是這個東西，美國人人炒股，天上掉餡兒餅的大有人在，坐擁豪宅名車卻遊手好閒的人約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視其為當然，沒有嫉妒兩個字，自己依然老老實實賺辛苦錢，一分是一分，我周圍都是這樣的人，小康而快樂。中國大概要恢復到這種境地，才是正道。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統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浩瀚的中國典籍，是沒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門，也無處問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時這樣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沒剩幾個了，他從耶魯走後，那裡的中國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漢這個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輩子給洋人寫中國古典故事的牛津漢了。往下美國學界還會不會產生一個余英時，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漢學的危機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國學界如果懂行，似應在普林斯頓或耶魯，讓余英時這樣的碩果僅存者，從中國找幾個幼童來，關在校園裡，不碰英語，專門辦私塾，也許還可以一脈香火傳承。
余先生也常說「對中國這個民族失望」。2000年法國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一大早就有電話來採訪，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榮譽，跟中國和中國現代文學無關，台北的楊澤一聽就笑起來說「真是怪人怪語」。其實瑞典煞費苦心，還是嘲弄了中國當局和中國現代文學，余英時說他很高興這種選擇，但也怪我說得太極端。高之獲獎，至少是一個常識，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義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質下跌，通俗佔據主流，陽春白雪已成絕響，種種下里巴人的說書、童話、言情、武俠、連環畫洶湧澎湃；相反則在中文世界之外，卻可養育孤獨的中文精華。後來高行健的演說詞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2006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擯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