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
「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我走過的路》）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1978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記得1993年秋我們在水牛城出了車禍，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車趕來，我把余先生從病房拉到外面，哭著說「我想帶傅莉回國去」，他很詫異我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 整整二十年後，2003年春我父親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絕給我回國簽證。這個時間長度，顯示了一種洞穿力，至今鮮少有中國人具備它。
「我是1950年從羅湖橋走出大陸的。」有一次也是在聊天中余先生說。一個皖南青年走過羅湖橋的時節，恰是眾多留歐訪美的中國高級學人紛紛「回國報效」之際，如華羅庚、熊慶來、趙九章、董鐵寶、陳夢家、冰心等，而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在政權變更、個人面臨重大抉擇的關頭，據統計，理工科院士近五分之四作了誤判（選擇留在大陸），人文院士三分之二誤判。這當中，便包括後來余英時考證的﹐陳寅恪對四九年未聽從夫人唐篔浮海之意的萬分追悔與愧疚。這些名士，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改造、淩辱、坑殺，便構成「反右」和「文革」的慘烈故事。
然而，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那叢林中的餘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餘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懷，僅僅講過一次，是借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隻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
（附：原標題為〈忽到龐公棲隱處〉，句出孟浩然七絕《夜歸鹿門歌》：山寺鐘鳴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餘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鬆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本文選自《印刻文學生活誌》十月號 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