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這一天，愛爾蘭成為全球第20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出人意表的是，愛爾蘭人民8成信仰天主教，而反同性婚仍至今仍是教廷堅定不移的教條，教廷國務卿甚至痛批，這是「人性的失敗」。然而，教廷不願面對的真相也許是，愛爾蘭同性婚公投，為人類民主的最大可能性立下典範，而這個典範的核心正好是:善和愛也可能成為人們投票的動力。
愛爾蘭公投前，同性婚靠的是「少數人」挺身對抗主流民意
事實上，愛爾蘭這次公投的特殊性，不在於天主教，而是，他們是第一個敢面對直接民主的挑戰的國家；在愛爾蘭之前的19個同性婚合法化國家，不是國會通過，就是最高法院透過釋憲管道賦予，為何如此?原因很清楚，要靠公投來處理「少數人」的權利，而且是遭偏見歧視纏身的少數人，不但高難度，而且和一般對「民主」的想像，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事實上，從民主誕生的那一刻起，多數統治是否侵犯人權，一直有道悲觀的烏雲罩頂，做為人類歷史上早期民主國家之一，美國國父們在建國初期，就非常憂慮所謂「Tyranny of the majority」(多數的暴虐)，早在1788年，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論》一書的第五十一節中明確指出，「在一個共和國中，不僅要保衛社會，防其受統治者的壓迫，而且要保衛社會上的一部分人，使其免受另一部分人不公正的對待。」
民主社會的「多數迫害」問題何解？
確實，在這二百年民主演進過程中，也是少數(無論是人數還是弱勢)遭受迫害的血淚史，從美國黑人被剝奪人格權、自主權、投票權，到同志被剝奪婚姻權，證明只要居於弱勢、被視為異類，即使在民主國家也難逃「多數」的迫害，有時連國會都是多數暴虐的代理人。
美國的傳統則是以人權法案及釋憲的方式，來對抗多數暴虐，就如美國大法官 Robert Jackson所說，人權法案的目的，就是要讓少數的人權脫離搖擺不定的民意風向，讓他們脫離多數暴虐的民意魔掌。
美憲法大師：民主表決應以「權利保障」為底線
對於多數決的批判，當代應以美國憲法大師德沃金(Ronald Dworkin)最為強烈，德沃金曾指出，即使是民主社會，如果我們以多數人的愛好這種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方式，來決定所有的事，這樣的投票方式無法區分個人的愛好、以及外在價值偏好，多數人的偏好，常常淩駕少數人的權利；且由異性戀來決定同性戀不能結婚，這不但是侵犯人權，在邏輯上是重複計票。
德沃金因此主張，民主社會中應該將「權利」作為底線，必要時甚至可以否決多數的決定，個人的權利才可能真的獲得保障。
否則...「多數」其實是個髒字
可以說，大家即使都欣然接受民主制度，但下意識裡，「多數」其實是個髒字，哲學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一書中敏銳的觀察到，「在獨夫專制的支配下，為了壓服靈魂，身體受到攻擊；但心靈卻逃脫了打向它的拳頭。」
弔詭的是，在民主國家中，卻反而出現「在民主國家的壓制下，人們面臨身體任其自由，心靈卻受奴役的處境。」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深刻的形容，當社會本身就是暴君時，它奴役我們的靈魂，讓我們無所遁逃。
62％支持度代表異性戀族群願意傾聽
唯其如此，愛爾蘭這次同性婚公投，才更難能可貴，以62比37的懸殊比例，除了同志不可能放棄投票權外，想必有許多異性戀者願意花時間花力氣，去支持同志人權；當一個社會可以進展到，「侵犯一個人的權利就是侵犯所有人的權利」時，這一次，「多數」終於不再是髒字，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詞，民主當然也不再被貶到只是「一群會投票的驢」。
對全世界關心同志權益的人而言，愛爾蘭同性婚公投對美國6月即將進行的最高法院辯論而言，有正負兩種影響，正的可想而知，尤其居關鍵票的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 Anthony Kennedy)剛好又是唯一愛爾蘭裔的大法官，許多支持同志人權者，都希望安東尼大法官可以感受到愛爾蘭這股平等氣氛。
相反的，愛爾蘭以公投方式決定同性婚合法化，也可能授美國的保守派以柄，讓他們更堅持，不該由司法來為民意做裁斷，最後仍留下空白、堅持「法官不語」的傳統。
當公投之路尚且遙不可及
不論如何，愛爾蘭同性婚公投，已是一次讓全世界民主都獲益的大事件。在台灣，當我們的民主還不夠進步，公投之路遙不可及時，德沃金的路徑是次佳的選擇，「人權是王牌」，越此一步就是墮落的深淵，必要時刻必須作出保障少數淩駕多數的決定；然而，就像上個世紀南非和平解決種族衝突、是送給全世界的一個禮物，愛爾蘭這次公投，同樣也是送給世人的一分大禮，它提醒我們，「多數不必然暴虐」，我們的民主未來仍有很大的想像及進步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