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塊猪肉、一棟建築、一場梨花帶雨與一頓飯，它們之間有什麽共同點？
從中央到地方，由政府高官到低級黨工，這些人事物所共同展現的是，台灣到處都是「有用的傻蛋」。他/她們有時跟「有用的白痴」僅是一線之隔，包括那些没頭没腦，偽裝成「路人甲」的網民，甘願被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當滿城盡是「有用的傻蛋」時，政壇也就烏煙瘴氣，上下交相賊，敷衍了事。
在中文裡，傻蛋和白痴經常交互替用，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名詞或概念，涵義也有差别。簡單説，傻蛋，等於傻瓜+笨蛋，是個腦袋不靈光的人；白痴，比較嚴重，意思固然是愚昧或糊塗之人，但大多譏諷智慧的缺憾（在台灣民衆黨主席柯文哲看來，或許智商在157以下）。
在英文裡，fool與 idiot也是兩個不同的字眼，儘管往往通用，但是意義有細微分别。前者暗示判斷的短暫失誤，指的是從事愚蠢或輕率行動的人，通常不計後果；後者則比較深沉，泛指缺少才智或常識的人，没有能力把握或進行理性思考。兩者都會犯錯，輕重而已，fool不一定會一錯再錯（柯文哲説别人只能騙他一次），idiot卻是無可就藥。
李怡（1936-2022）在《失敗者回憶錄》中説，「二0二一年五月三日，法國《世界報》説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2023，頁271）。他進一步指出（頁273），白痴是「作者自己被中共誤導、講自己相信的事，但其實是不了解專權政治的特質和内情。」換句話説，「非常有用的白痴」是為他人做嫁衣，一廂情願。
《失敗者回憶錄》在2024年台北國際書展中獲得非小説類首奬，李怡在書中自稱「非常有用的白痴」，不僅過於謙卑，更苛刻自己。從一生經歷，以及回憶錄裡交代的心路歷程看，李怡絶非「白痴」，頂多是「非常有用的傻蛋」。他的確在特定期間内，篤信中國的社會主義理想，於七十年代和《七十年代》（1970年創刊，1984年更名為《九十年代》），為中國共産黨的改革幻想，在香港摇旗呐喊，充當馬前卒。
李怡懺悔自己是「非常有用的白痴」，這個稱謂源自英文的useful idiot，一般文献認為是列寧（1870-1924）最先提出，不過根據Merriam-Webster網路字典，名詞在1864年列寧尚未出生時就已被使用，大意是一個天真或輕信之人，可以被操控或利用，以推動某種主張或政治議題。李怡支持中國統一，反對台灣獨立，從一而終。
如果李怡的前半生是「非常有用的傻蛋」（説他是「白痴」太沉重），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後，他的後半生便在經驗和觀察中，悔過醒悟，不斷為追求真相與真理，振筆直書，特别是為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呼號，直至生命在台北終結。不幸的是，許多「非常有用的傻蛋」依然游蕩於台灣，前仆後繼，為中共大一統的藍圖效命（一個中國或兩岸一家親），《失敗者回憶錄》值得所有的「傻蛋」和「白痴」捧讀再三。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徐巧芯人醜個矮，謝國樑醉酒嗑藥？ ｜ 更多文章 ）
「非常有用的傻蛋」不光存在於政治層面，也出現在海峽兩岸關係以外的其它層面，但是「傻蛋」之為用，則不分軒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