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湖南長沙就發佈新政，對生育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兒補貼1萬元人民幣（1480美元）。
為推動年輕人結婚，一些地方政府還組織相親活動，中國最高法院還出面，試圖遏制高價彩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更將這一問題列為優先事項，承諾「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導致出生率的顯著成長。一些專家表示，這是因為在政府的「催生」政策之外，育兒負擔依然嚴重。例如，女性依然很難兼顧育兒和工作，良好的育兒資源比如說幼稚園和托兒所也不足。
蘇月認為，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應對措施，比如以家庭為重點的財政轉移支付、改善女性勞動力的工作條件、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福利覆蓋率等，中國要複製日本的穩定生育率將面臨挑戰。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同樣至關重要，因為青年失業會導致晚婚晚育。
日本長期被「少子化」困擾，但在一些地區也做了新政策的嘗試，比如小鎮奈義町，在過去九年間，這裏的出生率實現了翻倍成長，從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成長到2.8名，這得益於一個覆蓋範圍廣、對家庭友好的政策計劃。
在當地，每個家庭不僅可以得到生育獎金和育兒津貼，送小孩進托兒所的開銷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已。不過，雖然奈義町的成功令人驚嘆，但它只是一個鄉村小鎮。
在東亞其他地區，殘酷的職場文化使得母親或父親們很難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實現平衡。
韓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作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了鼓勵家庭生育，該國已支出超過1300億美元。其中一些項目是比較容易想到的，比如免費幼托、房屋福利或對試管嬰兒項目的支持。還有一些更有創意，比如向公務員提供假期，以便他們回家生小孩。然而，其中似乎無一奏效。
「在韓國我們有合法工作時長，產假和陪產假也很充足，」首爾大學研究該地區生育問題的助理教授金惠媛（音譯）表示。「但使用率卻很低，尤其是陪產假。這其實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在中文互聯網上，類似的吐槽廣泛存在，比如打工者「996」的殘酷模式下，想休陪產假和育兒假成了一個笑話。
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則撰文建議，如果中國每年拿出GDP4% (5萬億)，分攤到每個家庭，可以讓二孩家庭，從孩子出生到成年，總共獲得100多萬的生育福利，100萬聽起來很多，但是就是一個家庭的直接經濟負擔，把一個孩子撫養到18歲，全國家庭平均的養育成本是50萬元左右，而大城市家庭的養育成本約需要10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