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穿裙子的男孩》看見「性別不安」青少年的輔導需求

2018-09-19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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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醫學資料,兒童時期的性別不安症是需要幫助的精神疾病,而且好轉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是若師長對兒童持續灌輸「勇敢做自己」的信念,是否實為引導兒童繼續往性別不一致的方向發展人格,反倒害那個孩子因為持續對自己的生理性別不認同,使他成年後仍活在情緒困擾和不安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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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安」兒童的家庭環境需要被正視

《穿裙子的男孩》的內容,講述主角丹尼斯(十二歲)是個愛踢球的小男孩,父母在他七歲那年離異,他跟哥哥、爸爸一起生活。爸爸是貨車司機,成天只會看球賽。丹尼斯長期思念媽媽,只能藉由一張媽媽身穿黃色洋裝的老舊照片獲得安慰。有天丹尼斯在時尚雜誌上,看到一張跟媽媽穿同款洋裝的照片,就買了那本雜誌,爸爸看到非常生氣,哥哥還嘲笑丹尼斯是「丹妮絲」。有天女同學麗莎邀請丹尼斯去家裡玩,麗莎跟丹尼斯玩裝扮遊戲,給他穿上女裝,還推他走出戶外,喬裝成來自法國的女交換生「丹妮絲」。「丹妮絲」在學校裡讓許多人相信他是女生,他還嘲笑法文老師口音不純正。(後續劇情因篇幅有限不贅述)

若今天丹尼斯走入現實世界,面對他的處境,師長鼓勵他「勇敢做自己」,是否合適?若人們只是一味地鼓勵丹尼斯繼續扮女裝,勇敢做自己,恐怕會使他背後的家庭脈絡和扮裝成因被忽略。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環境,可以讓一個孩子思念媽媽到一個程度,需要藉由穿上女裝作為精神上的撫慰?而爸爸成天只會看球賽,忽略丹尼斯思念媽媽的情緒,或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動不動就發怒,使父子關係更加疏離。若是爸爸能接受合適的親職教育,或許就能改善一家人的親子關係。

台北市和平實小校長黃志順為聲援「穿裙子的男孩」遭下架事件,特別穿穿裙子在校門迎接師生,以表達其作為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取自網路)
圖為台北市和平實小校長黃志順為聲援「穿裙子的男孩」遭下架事件,特別穿穿裙子在校門迎接師生,以表達其作為教育工作者的理念。(翻攝自Youtube)

在寫這篇投書時,我向在學校輔導室工作的朋友請益,詢問心理諮商師會如何幫助有這類處境的孩子?我朋友告訴我,若是在「個別輔導」的情境下,諮商師會先跟學生釐清困擾、扮裝所帶來的壓力源是哪些?(例如同儕、老師、家長?)扮裝是否會影響到課業,甚至使學生往憂鬱症的方向走?在聊(諮)天(商)過程中,或許就能釐清學生的家庭脈絡和扮裝成因。若壓力源來自父母,在經由學生同意下,也會邀請父母或家人來學校討論,共商如何用適當的方式與孩子互動,以改善親子關係。

筆者認為,性別不安青少年的家庭支持需求應受重視。我在網路上看過性別不安者陳述自己如何自小被家暴、言語羞辱、精神虐待、甚至有人離家出走因此被性侵的案例。因此,在面對性別不安的苦主時,不僅當事兒童需要被幫助,連養育他的家庭,那個他在經濟上、孕育他生命成長的原生家庭,也需要人們的支持與關懷。找出性別不安的問題成因,不是為了責難父母管教不當,而是要幫助這個家庭變得更好,重建破裂的親子關係。

不具共識的議題進入國小合適嗎?

其實,《穿裙子的男孩》在國外曾引發爭議。2017年9月,知名超市ALDI上架《穿裙子的男孩》,有位媽媽到超市的臉書留言譴責,引起巨大爭議,許多媽媽認為小說在宣傳跨性別兒童內容,但兒童在性觀念成熟前應受到保護,但ALDI的負責人認為書籍在介紹寬容與自由,拒絕下架。澳洲中文電視台主播盧雄飛指出,他對於小說是否灌輸變裝觀念,他不予置評,但本書對於父親、老師和校長等管教角色,進行負面刻畫,「而無差別的美化孩子的叛逆行為,這種敘事,對處於叛逆期的孩子會帶來什麼樣的引導作用?」

《穿裙子的男孩》的下架,不只是一本小說被下架的問題,它更是關乎「不具社會共識的爭議議題能否進入國小?」。舉例來說,台灣社會在某些社會議題上,仍不具共識,每當相關事件發生時,往往引起人們激烈的爭辯。例如廢死、反核均如是。若人們無法接受國小師長在校園推廣廢死和反核的立場或意識型態,那麼在其他也不具社會共識的議題上,是否需要比照辦理呢?

*作者政大法研所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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